《著乎竹帛—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北大考古所邢文教授

 《著乎竹帛—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北大考古所邢文教授

在當代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版圖中，「出土文獻」已不再只是輔助材料，而逐漸成為重構學術史的重要基石。《著乎竹帛—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正是在這一學術轉向之中誕生的一部具有方法論意義與開拓精神的專著。作者邢文教授立足簡帛學前沿，以考古出土材料為核心，重新審視先秦以降思想流派的生成與演變，展現出一種跨越文獻學、考古學與思想史的整合視野。

本書的最大特色，在於其以出土簡帛為起點，對傳統經典體系提出「回到源頭」的再詮釋。尤其以馬王堆帛書《周易》為出發點，作者不僅梳理其文本特徵，更進一步延展至古代筮占技術與數術體系，並觸及近年學界高度關注的《歸藏》問題。透過這些材料的比對與分析，邢文揭示了「易學」在先秦並非單一正統，而是一個多元競逐、學派分歧的思想場域。這種觀點，有效鬆動了以傳世文獻為中心的單線敘述。

在學術方法上，本書體現了「以物證史、以簡證經」的研究典範。諸如銀雀山漢墓、馬王堆漢墓、張家山漢墓與郭店楚墓等重大考古發現，不僅補充了傳世文獻的缺環，更提供了理解思想原貌的「第一手現場」。邢文將這些出土材料視為活的思想載體，而非靜態文本，從而使思想史研究由「書齋之學」轉向「地層之學」，這一點尤具啟發性。

就內容結構而言，全書由筮占思想入手，逐步推進至易學、道家與儒家，最終回歸於古代學術整體的重估。其論述脈絡清晰，具有由點及面、由專而通的層次感。第三、四兩篇尤為精彩：在簡帛所見道家與儒家部分，作者指出，許多出土文獻所呈現的思想樣貌，與後世經典化、體系化的儒道形象存在顯著差異。例如，郭店簡中的儒學更具倫理實踐色彩，而非純粹的經學義理；道家文本亦呈現出多元思想交錯的狀態，而非後來《老》《莊》定型的哲學體系。這些發現，有力地說明「學派」本身即為歷史建構，而非先驗存在。

此外，本書亦在「學術史書寫」層面提出重要反思。作者指出，傳統思想史多依賴後世編纂的經典體系，易忽略早期思想的流動性與多樣性；而簡帛文獻的出現，使我們得以重新思考「何謂經典」、「何謂正統」等根本問題。這種反思，不僅關涉中國古代學術，也對整體人文學科的方法論具有啟發意義。

本書亦帶有一定學術專業門檻，對一般讀者而言，部分涉及筮法、數術與文獻校勘的討論略顯艱深。然而，對於從事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研究，乃至關心學術方法轉型的讀者而言，此書無疑是一部不可忽視的重要著作。

《著乎竹帛—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不僅是一部研究簡帛思想的專書，更是一部挑戰既有學術框架、重建思想史敘述的力作。它提醒我們：真正的中國思想史，並不僅存在於傳世典籍之中，也深藏於地下千年的竹簡帛書之間。當這些沉默的材料重見天日，歷史本身，也隨之被重新書寫。#蘭臺出版社#

 《漢魏樂府歌詩口頭性藝術研究》，謝秀卉教授著

在「聲」與「辭」之間找回詩歌的本來面貌——《漢魏樂府歌詩口頭性藝術研究》

謝秀卉教授的《漢魏樂府歌詩口頭性藝術研究》，是近年少見能從「語言—聲音—身體」的整體文化視野重新理解漢魏樂府歌詩的專著。書中並非僅以傳統的文獻比勘、篇章分析來討論樂府，而是回到它最初的生命現場—— 歌者的聲音、觀者的耳目、共同的情感流動 ——以「口頭性」為關鍵，重新建構古代樂府的動態傳播樣貌。

在漢魏之際，樂府歌詩不是供人案頭吟詠的精緻文學，而是伴隨音樂、舞動、表情和呼吸，在市井巷陌、宴集祭祀、士人聚會之中流動的有聲文本。那是一種「說」與「歌」交錯、「句」與「氣」並存的美學；更是一種依附聲腔節奏、受觀聽者回饋而即興生長的藝術：

一、從「說與歌」入手：重返樂府的現場性

全書由三個核心概念展開：「說與歌」、「對話」、「緣事而發」。第二章從「聲」「辭」的歷史討論切入，指出樂府歌詩自誕生之初便帶有「以聲為本」的特徵。歷代詩論家如嚴羽、沈德潛、葉燮所說的「氣象混沌」「一氣轉旋」，其實正揭示了口頭演唱對詩歌語言形態的深刻影響。謝教授敏銳地指出：「說」提供敘述與交代，「歌」負責情感與節奏，兩者相互支援，使樂府歌詩呈現一種非書面可完整捕捉的「流動語言」。這一章的討論，讓我們看到漢魏詩歌不是孤立的文學作品，而是處於聲音、節奏、語氣及表演身段的整體藝術之中。

二、「對話」：歌者與觀聽者之間的雙向流動

第三章延伸至歌者、場域與觀眾的「對話」關係。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即是還原樂府歌詩如何在實際演唱中被形塑——歌者的聲音與肢體創造詩歌，觀聽者的反應回饋詩歌，在聲音傳播中仍可見語言的交換與互動。謝教授指出，樂府歌詩的語言藝術不只存在於字句，而在於歌者透過「口頭語言」與「身體語言」所建構的立體場景。這讓讀者意識到：所謂「對話」不僅是文本中的語言形式，更是演唱現場實際發生的互動結構。

三、「緣事而發」的三重意義：本事、敘事、藝事

第四章則從「事」切入，提出「本事—敘事—藝事」三分的新框架：本事： 歌的產生皆有其「因事作歌」的背景；敘事： 書面層面的內容組織，包括報導型、交談型、抒情型、說理型、祝禱型等；藝事： 口頭演唱中，句法重組、節奏調整、表演化的再創造，特別是「藝事」的概念，是本書最具原創性的觀點，說明口頭演唱如何讓同一首樂府詩在不同歌者、不同場合中具有不同生命。這正是樂府研究長期忽略的重要一環。透過大量的表格與精細分類，書中建立起一套可操作、可再研究的分析工具，對於樂府歌詩研究可謂奠基性成果。

四、跨越古典文本與在地文化的學術視野

謝秀卉教授長年投入恆春半島民謠田調與攝影，其研究方法兼具紙上與田野的雙重視角，使她能以今日仍存的口頭傳唱文化，反觀古代樂府的表演機制。這讓本書不僅是古典文學研究，更是 跨領域的文化詮釋，建立起「古典—民間」、「漢魏—台灣」之間的對話。

五、為樂府研究開出新的道路

《漢魏樂府歌詩口頭性藝術研究》是一部結合理論創新、文獻紮實與文化感知的重量級著作：它為樂府歌詩找回「有聲、有身、有動態」的原貌，它建立了樂府語言藝術研究的全新方法論；它讓我們重新理解古代詩歌如何在活生生的口頭文化中被創造、傳播與再造，在目前的樂府研究領域，本書具有「補前人所未及」的學術價值，更對詩歌的本質——特別是「詩與聲音」的關係——提出深具啟發的洞見。

對於研究古典文學、樂府詩、表演文化、語言藝術的學者與讀者，本書都將是一部不可或缺、極具前瞻性的參考書。推薦給所有關心詩歌如何被人「說」、「唱」、被時代聽見的讀者。#蘭臺出版社#

《心靈的明燈─中國化漢阿波多語料文獻轉寫、翻譯與校注》，馬強Ma Qiang教授、郭景芳Guo Jingfang編著

#典籍編校#

《靈的明燈─中國化漢阿波多語料文獻轉寫、翻譯與校注》，馬強Ma Qiang教授、郭景芳Guo Jingfang編著

整理緣起與說明

一、中國化的漢阿波多語料文獻

（一）多語料文獻是文明匯通的實物載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 年3 月27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指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 年的博鼇亞洲論壇、2019 年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多次重申這一思想，而且提及元代回回人賽

典赤‧贍思丁和明代的鄭和在宣揚中國文化、融通多種文明方面的貢獻。

    中國文化的整合性、融通性體現在中國文化對外來文明的吸收、接納和改造等諸多方面。中國民間（主要在回族中保存）迄今收藏，但不為大眾瞭解的包含了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等多種語言的多語料文獻，就是在中國文化土壤中阿拉伯、波斯文化同中國文化融合共生的文本。這些多語料文獻可以簡單分為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其中宗教文本主要包括經訓、教義、教法、女學典籍、勸善故事、蒙學雜學等。世俗文本主要有信函、記事、藥方、日記、賬務、打油詩、大字報、海報、密函、請帖，以及記錄吹「杜阿」和治療疑難雜症的方法等。其中有關宗教內容的文本既是中國化了的本土文獻，也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是中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融合匯通、交映成輝的表徵，對世界文明之間的相融和共生都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二）多語料文獻與消經文字

回族中存在的這種多語料文獻，學界通常稱之為小兒錦、消經或小經（文獻）。這種稱謂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尤為以往忽略不論之點是消經文字和消經文本不一樣。簡單來說，消經文字是注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拼音文字，這種文字是以阿拉伯文字母為基礎，同時借用了波斯文、維吾爾文字母，並自創了形似阿拉伯文的字母轉寫漢語的拼音文字；而消經文本是用這種文字，結合阿拉伯語、波斯語等詞彙撰寫、著譯、注釋的資料典籍。不同民族創作的多語料文本中，除了用消經字母作為拼音轉寫的漢語詞彙外，還有阿拉伯語、波斯語、東鄉語、撒拉語、維吾爾語等詞彙，不一而足。

關於消經字母，學界有36 個、40 個左右等說法，最新的研究認為共有43 個。拋開字母數量的區域性差異不論，消經文字就是指以這些字母拼寫的漢語詞彙。根據以上解釋，本文認為消經文字不包括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詞匯，但作為多語料文本，其中

又夾雜了大量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詞匯。這一將文字與文本分開來看的視角，同虎隆近年來對中國現存伊斯蘭手稿的研究觀點一致。他認為當前中國的伊斯蘭手稿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雙語，波斯文、阿拉伯文雙語，阿拉伯文與消經雙語，波斯文、阿拉伯文與消經三語，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經與漢語四語的手稿。正是基於以上認識，筆者覺得將這種文獻稱作漢阿波多語料文獻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文獻的語言結構和中國化

特色。

（三）國內外有關多語料文獻的研究情況

學界對於多語料文獻語言和構詞的研究已有較多著述，韓中義、楊占武、劉迎勝、丁旭、陳元龍、敏春芳、馬君花等都有過研究①。對單個文本做過深入閱讀和語言學方面研究的當屬劉迎勝、韓中義、敏春芳、閆進芳、馬強和楊敘等人，他們對《中阿雙解字典》、《胡門家傳史》、《侯塞尼大辭典》、撒拉語小兒錦文獻《誠信》、馬振武《古蘭經》譯本、杜淑真《勸善故事》藏本等做過專題研究。然而，除劉迎勝、韓中義、馬強和楊敘的研究參考過中原地區的多語料文獻，敏春芳參考的是河北方言的文獻外，其他學者的參考文獻主要是流傳於西北的文獻，其文本特點為文字主要是消經文字和阿拉伯語，波斯語明顯少於中原地區的多語料文獻。

二、整理緣起

回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傳承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文化，回族民間至今保存的漢阿波多語料文獻，是中國文化對外來的阿拉伯、波斯文化揉合，將大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文獻中國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義務教育制度的逐步落實，回族的受

教育水準得到很大提高，依賴阿拉伯語、波斯語和消經文字等轉寫漢語的多語料文獻在人們生活中已經逐漸淡出，這些具有鮮明中國化特色，能展示中國文明包容性和融匯性的手抄本文獻零零散散保存在民間，被人們遺忘，急需進行搶救、保護、整理和研究。

    2016 年11 月，筆者在開封東大寺女寺調研時，郭景芳阿訇向筆者展示了已故禹俊卿（1909-1987年）女阿訇的手抄典籍《心靈的明燈》（阿拉伯文： س را ج الْق ل و ب ，以下簡稱《明燈》）。閱讀後發現，此文本同筆者以往讀過的甘肅和青海等地的多語料文本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中夾雜著大量波斯語詞匯，甚至波斯語詞匯可能超過了阿拉伯語詞彙，對於那些只注重一種第二語言研習的人來說，這種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字母為基礎來轉寫漢語，又夾雜了大量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雙語詞匯的文本已經很難讀懂了。這種漢阿波三種語言交匯的文本，可以說是中國的文化遺產，是中國文明融合性和中外文明交匯的實物見證，對語言學、語文學、手稿學、宗教學、民族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而言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推行義務教育，對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給予了很多政策性扶持。九年義務教育制度除改變了回族生活地區人們的整體文化水準之外，也對傳統的清真寺經堂教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隨著漢字書寫能力的普及，迄今為止，已經很少有人使用消經文字記錄講經內容、注解生僻詞彙、批註閱讀材料了。漢語成為習經者進行筆記和注解的首選文字，阿拉伯語水準較高者，甚至完全用阿拉伯語進行記錄。特別是對波斯語的研習，在絕大多數清真寺中已經停止。因此，漢阿波三語的多語料文獻在民間的創作、研習和傳承業已停頓。基於此，筆者認為這種文本已經是十分珍貴的文獻，因此當即決定進行搜集和研究。

    根據幾年來研究團隊對現有的多語料文獻保存者的訪談和文本的收集，筆者發現大多手抄本形成於20 世紀八十年代，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山東地區。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女寺中使用的女學五經因其特殊性，無法從國外或西北其他地區獲得印刷本，因此，改

革開放以來清真寺經堂教育重新興起之時，此類典籍完全依賴研習者自身傳承。在電子印刷尚未普及，經濟亦為拮据的時代，抄經成為當時大多數女寺學員的必修功課。20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油印、影印、電子印刷的不斷發展，這一時期出現的多語料文獻已經

多為印刷品，因閱讀群體相對廣泛，有一定的需求量，因此出現了蠟板刻印本、手抄複印本和電腦排版印刷本三種類型，且以複印的手抄本居多。河南的鄭州北大寺、孟州市桑坡張寺、濟源縣城下街寺等都曾組織印刷過少量女學五經供婦女使用。

    21 世紀以來，多語料文本的抄寫基本停頓，甚至隨著講授人員的減少，已經無人組織小規模印刷。2010 年之後，女學五經已經鮮有人專門講授，多語料撰寫、編譯的勸善典籍只是女寺阿訇在宣講教義時的參考書，成為特殊職業群體的專業語言和文字，稍有漢語閱讀能力的人不會使用，也不學習這種文字。筆者深感這種夾雜了幾種文字的多語料文本行將淡出人們的視野，對已有文本如果不進行規範的學術釋讀，未專門從事過專業培養和訓練的人已經很難通覽其梗概。有鑑於此，我們決定先期對《明燈》進行轉寫和釋讀，

以期為後人能夠讀懂類似文本留下較為適用的範本，並做一點轉寫規範方面的探索性工作。＃台灣蘭臺出版社。

 #臺灣史研究#

《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典範的力量，與其可被超越之處

本輯名家多數並不受限於單一學科框架。他們的研究橫跨歷史學、宗教研究、人類學、建築史、經濟史與地方研究，但不同於當下流行的「跨界即合理」，這些研究始終以嚴格的史料考訂為根基，展現的是「以史為本」的跨領域，而非「以理代證」的概念拼貼。這一點，正是對當前部分臺灣史研究方法失衡現象的最有力回應。

從出版史的角度而言，《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也具有重要意義。在大量以博碩士論文為主體的學術出版市場中，本書刻意轉向「學術經驗的整理與傳承」，讓已在學界形成方法與風格的研究成果得以系統性保存。這不只是為後進研究者提供可依循的學術座標，也是在提醒學界：真正的創新，往往來自對典範的深刻理解，而非對既有成果的快速拋棄。

就研究者而言，《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並不只在於「向名家學習」，更在於理解這些研究如何形成其學術權威，又在何處留下可供後進突破的空間。本輯所收錄的諸位作者，多已完成其研究風格與方法論的定型，因此特別適合用來進行方法層次與史學取向的評論式閱讀。

區域史與制度史的細密化：優勢與侷限

周翔鶴、林文龍

周翔鶴以閩商與臺灣經濟史為核心，其研究長於長時段、跨區域的經濟網絡分析，能有效突破單點地方史的侷限；然而，對研究生而言，也需進一步思考：經濟結構的宏觀敘事，是否仍有足夠空間容納地方社會內部的差異與張力？

林文龍在書院、科舉與家族研究上的最大貢獻，在於其對制度運作細節的精確掌握，為臺灣制度史提供穩固基礎；但同時也提示研究生反思，制度史是否可能因過度聚焦運作層面，而弱化對社會實踐與個體能動性的關注。

地方文獻與「底層史學」的方法張力

吳學明、黃卓權

吳學明以族譜、契約與地方檔案重構移墾社會，其研究展示地方文獻在臺灣史研究中的高度潛能，對研究生而言，是學習史料解讀與區域史建構的最佳示範；但也必須警惕，地方史研究如何避免被地方敘事與認同感所牽引，而失去分析距離。

黃卓權的學術生涯，提醒研究生史學並非學院專利，其地方制度史與內山開墾史研究具高度原創性；然而，其研究也促使後進思考，非學院史學在方法自覺與理論對話上，尚有哪些可深化之處。

宗教史研究：跨學科的成果與風險

徐曉望、康豹、蔡相煇、黃美英

徐曉望以經濟史與海洋史視角切入宗教研究，成功避免信仰研究的去歷史化傾向，為研究生提供宏觀結構分析的示範；但其研究也引發一個問題：在結構解釋強勢之下，信仰主體的內在經驗是否被壓縮？

康豹的跨學科方法極具啟發性，特別適合研究生學習如何整合田野與文本；然而，跨學科的高度成功，也要求讀者保持警覺：理論借用是否會凌駕史料本身？

蔡相煇與黃美英在宮廟史與媽祖信仰研究上的貢獻，提供長時段、制度化的宗教史視角，但同時也提醒研究生，宗教史如何避免重複既有敘事，而進一步提出新的問題意識。

殖民史與宏觀敘事的典範與限制

陳小沖、陳孔立

陳小沖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以結構嚴謹著稱，對研究生而言，是訓練殖民地史寫作與史料組織能力的範本；然而，其研究也可作為反思對象：殖民統治的政治史與制度史，如何進一步與社會文化史對話？

陳孔立一生致力於臺灣史整體敘述，其宏觀視野與問題意識，對博士生尤具參考價值；但其整體論述亦可成為批判對象，促使後進思考：在大敘事逐漸鬆動的今日，整體史是否仍有新的書寫方式？

空間、物質文化與歷史書寫

李乾朗、楊彥杰

李乾朗以建築史與文化資產研究聞名，其研究優勢在於將歷史具象化、可視化，對研究生而言，是學習田野調查與圖像史料的重要教材；但也需進一步思考，空間與物質文化如何與權力、社會結構產生更緊密的分析關係。

楊彥杰在荷據時代臺灣史與客家研究上的成果，為早期臺灣史奠定堅實基礎；同時也提醒研究生，經典研究如何在不被簡單重複的前提下，延伸出新的研究問題。

閱讀名家，不是為了複製，而是為了超越

《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最適合研究生的閱讀方式，不是全盤接受，而是帶著問題閱讀。它所呈現的，是一整代臺灣史研究者如何面對史料、方法與現實世界的選擇。對後進而言，真正的任務，是在理解這些選擇的歷史條件之後，思考：我們還能如何做得不一樣？#蘭臺出版社張小廉#

鄭板橋研究，党明放著

 #鄭板橋研究#

《郑板桥研究》，党明放著

　　作者党明放著《郑板桥研究》，這是一部以三十年心力铸成的巨著，其广度与深度在当代板桥研究中几乎无可匹敌。作者从家世源流、仕途经历、人格修养，到书画风格、诗词创作与友朋网络，逐层铺展郑板桥的生命结构，使这位“扬州八怪”之一不再只是艺术史上的符号，而是一个立体而复杂的文化人物。

　　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将“人物网络”与“文化现场”同时纳入研究视野。从亲王、诗友、僧友到书友画友，作者以名录方式勾勒出十八世纪扬州的艺术社群与交游格局；而各地纪念馆、艺术节、文学奖、文创产品、影视作品等资料，又让读者看见板桥文化在当代的延续、转化与再生产。读这部书，既像进入板桥的生活圈，也像走入今日兴化、扬州与潍坊的文化现场。

　　书中庞大的“研究资料汇编”堪称另一亮点。传记、方志、诗词书札、题跋、联话、书画评、研究史等资料，系统而完整，几乎已自成一部“板桥学文献指南”。对于青年学者而言，这不仅是进入郑板桥研究的基础，更是未来进一步探索的地图。党明放的研究风格融合文献考据、田野调查与艺术史分析，其笔调沉稳谨严，又常以感怀点染学术文字，使本书兼具学术价值与阅读的温度。《自序》中“岁月携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一句，更显现作者从青年到花甲的恒心与敬意，学问之中不乏情义。

　　作为出版品，《郑板桥研究》具有工具书与专书并行的独特价值：它是高等院校相关课程的参考书，是图书馆与文史机构的必备典藏，也是研究扬州八怪、清代艺文史与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来源。其资料的广度、体系的完整、论述的踏实，使它无疑成为郑板桥研究领域的当代标杆。

　　在“以个案重建文化史”的研究趋势下，《郑板桥研究》不仅整理了郑板桥的一生，更重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地景。对于学界、艺术界以及所有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而言，此书的出现，意义深且久。#蘭臺出版社#

#現代文學# 

《繆崇羣全集》，駱遠榮編纂

被時代風雨遮蔽的星辰──《繆崇羣全集》

缪崇群（1907—1945），江蘇南京六合人，筆名「終一」，為中國當代重要散文作家。在中國現代散文史的星空中，繆崇羣是一顆長期被塵埃掩蓋的星辰。他的名字，常被時代巨擘的光芒遮蔽，卻在細讀之後，令人驚覺其文字所蘊含的生命熱度與精神高度。《繆崇羣全集》由駱遠榮編纂，首次以完整面貌呈現這位民國散文家的創作全貌，是一部兼具文學價值與史料意義的重要出版。

繆崇羣的一生，與病痛、戰亂與死亡緊密相連。他少年即罹患肺病，至親相繼辭世，抗戰流離西南，生命長期處於逼仄與困頓之中。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生命底色裡，他寫出了極具溫度與深度的文字。他的散文既有五四以後白話文的清新力量，又兼具古典文學的節制與韻致，語言流麗而不浮華，情感深摯而不濫情。巴金所稱「有血有淚、有骨有肉」的評語，至今讀來毫不過時。

本全集以嚴謹的編校體例，分為譯作、創作（小說與散文）、書信、序跋、年譜與附錄六大部分，合計收錄二五二篇（件）作品。更可貴者，在於編者對版本的考訂與校勘，對訛、脫、衍、倒字的處理，對異文的標示，以及對發表源流的細緻交代，皆體現出高度的學術自覺與專業倫理。這不僅是一部「全集」，更是一部可長期作為學界依據的「標準文本」。

在內容層面，尤以散文的時間分期編排最具閱讀與研究價值。從北京、南京時期的青春書寫，到桂林、重慶的戰時漂泊，再到石屏、昆明、北碚階段的內省與沉潛，讀者得以清晰看見一位作家如何在時代洪流中調整語調、變化視角，並不斷追問「如何在人世苦難中安頓靈魂」的根本問題。若說魯迅展現的是冷峻的解剖刀，周作人鋪陳的是日常的寧靜美學，那麼繆崇羣所書寫的，則是一種貼近生命裂縫的溫柔凝視。

從出版意義上看，《繆崇羣全集》不只是對一位作家的重估，更是對中國現代散文史敘事的一次重要補正。它提醒我們：文學史不應只由少數「巨人」構成，更由那些在邊緣發光、在病痛中書寫、在動盪中守住內心火焰的靈魂共同照亮。

對一般讀者而言，此書是重新認識民國文學精神的一扇窗口；對研究者而言，則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基礎文獻；對出版界而言，這更是一項值得尊敬的文化工程。《繆崇羣全集》讓被歷史暫時遺忘的聲音重新發聲，也讓我們明白：真正動人的文字，從不會因時間而沉沒。

這是一部為中國現代文學史「補遺」，也為今日讀者「補心」的重磅之作。其出版不僅彌補相關研究的闕漏，亦對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蘭臺出版社#

 

《西漢城市體系的空間演化》書評：解讀帝國版圖中的城市密碼

在中國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中，西漢是一個不容忽視、卻長期被低估的關鍵時期。作為帝國治理格局正式形成的時代，西漢的城市不只是行政單位，它們是政治權力的節點、地理戰略的佈局，也是社會經濟脈動的可視化載體。《西漢城市體系的空間演化》由肖愛玲博士以跨學科方法撰寫，無疑為此一領域補上了一塊長久的空白。

本書以城市空間演化為主軸，將歷史學、地理學、考古材料與簡牘文獻有機整合，首次系統性呈現西漢城市體系的全貌。從郡、縣到侯國城市，作者細緻描繪城市的時空分布、等級體系與職能類型，並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驅動機制，讓讀者得以「看見」帝國如何在河山之間安放自己的權力。

一、三大研究亮點，重構西漢帝國的城市邏輯

1. 三種城市空間發展模式的提出
作者總結出諸侯王國區、漢郡區與新拓展區三種空間模式，揭示不同區域在國家控制下的差異化發展策略。此一分類不僅具備解釋力，更為後續研究奠定了「空間」視角的分析典範。

2. 政治權力是城市演進的關鍵因素
本書明確指出：中央王朝的控制力度與權力擴張，決定了城市的興衰、分布與等級變化。從漢初的恢復生產，到武帝的積極推進邊疆治理，城市佈局處處可見帝國意志的深刻烙印。

3. 善用簡牘材料，重建城市等級體系
張家山、尹灣漢簡是研究西漢制度的重要文獻，而作者巧妙地利用這些第一手資料，重建西漢前後期的城市等級劃分。此舉不僅提升研究可信度，更展現「史料—重構—詮釋」的完整學術方法。

二、帝國治理的地理學：西漢城市，是如何被「規劃」的？

本書的價值，在於將西漢城市不再視為靜態存在，而是置於政治、軍事、經濟、自然環境共同作用的發展脈絡中。
作者以大量地圖、統計與考古資料為證，展示例如：

• 關中作為帝國核心區，城市分布呈現高度集中化；
• 諸侯王國地區的城市功能多元，反映地方封國的經濟自主性；
• 武帝時期新拓展區的城市呈現「推進式」擴張，帶有鮮明的國家戰略意圖。

城市不再只是「行政單位」或「地名」，而是政策、資源、移民、軍事、交通、地貌等力量交織的結果。

三、適合誰閱讀？研究者與一般讀者都能獲得收穫

雖然本書具備堅實的學術基礎，但其敘述脈絡清晰，概念界定明確，適合：

• 中國古代史、漢代史、城市史研究者
• 地理學、考古學、歷史地理領域學者
• 想理解帝國運作邏輯的讀者
• 對漢代疆域、行政、制度感興趣的普羅讀者

尤其對研究者而言，本書的統計資料、城址清單與政區圖示，可說具有工具書般的價值。

四、學術與可讀性的兼具，是本書的最大魅力

《西漢城市體系的空間演化》不僅是對西漢城市史的全面梳理，也是一次將「空間」放回歷史敘事核心的成功實踐。
它讓我們重新理解漢帝國的治理智慧，也讓人看到古代中國城市是如何在政治與地理的張力中誕生、成長，並影響後世城市格局數百年。

作為一本兼具深度與廣度的重要專著，它不僅值得收藏，更值得在研究室、書桌與課堂上反覆翻閱。若你想理解「城市如何形成帝國」，這本書將是你不能錯過的關鍵讀物。#蘭臺出版社#

 為二十世紀女性立傳：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工程

——《二十世紀婦女傳記辭典》，澳洲蕭虹總編纂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婦女史研究雖已成為全球學界的重要領域，然而，真正能以跨國合作方式、以嚴謹的標準為女性立傳的著作，仍屬鳳毛麟角。《二十世紀婦女傳記辭典》正是在此背景下脫穎而出的里程碑式成果。

　　這部辭典由澳洲悉尼大學中文系蕭虹教授總編纂、陳玉冰教授與多位國際學者共同主編，集合全球 六十五位研究者 的智慧，以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的視野，為 309 位二十世紀具有卓越成就與影響力的女性 立傳。從政治、藝術、教育、科學、社會運動到宗教、媒體等領域，都能見到女性以自身才力塑造時代的身影。

 

一、女性史的第一手資料庫：補足全球與華人女性研究的缺口

　　編者明確指出，本書的選材標準在於「成就」與「影響」，而非以「名氣」為唯一依歸。這使得書中許多人物，尤其來自非西方文化或少被主流語境看見的女性，其生命故事得以被重建與保存。　　尤有意義的是：以往華人女性在全球傳記辭典中的資料相對匱乏，本書首次大幅補足了此不足。

　　這不僅為中國婦女史研究提供重要基礎，也讓華人女性在全球女性史的版圖中，獲得更完整的位置。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女性教育、革命運動、政治參與或文化生產者，都能在書中找到珍貴資料。

 

二、跨國編寫的知識工程：編者與撰稿陣容的力量

　　本書最值得關注的特色之一，是其極具代表性的學者群體。撰稿者橫跨 澳洲、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紐西蘭、荷蘭 等地，涵蓋人文、社會科學、藝術、歷史、性別研究等多重專業領域。

從名錄中可見熟悉的國際漢學學者，如：

著名中國婦女研究專家 梅貽慈（Yi-tsi Feuerwerker）

研究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重要學者 Christina Gilmartin（柯臨清）

歷史與文藝研究領域的知名教授 John Clark、Claire Roberts（羅清奇）

台灣中研院、北大、清華、政大等重要機構的專家學者

如此陣容，使本書在撰傳方法、史料選擇與歷史論述上兼具高度專業性與跨文化觀點，亦顯示蕭虹教授作為總編纂的組織力與學術網絡之深厚。

 

三、編者蕭虹：女性研究與漢學研究的深耕者

　　蕭虹教授旅居多國、跨越中西教育體系，其研究從魏晉文學到中國婦女史，再延伸至絲綢之路文化，是少數以女性視角重新建構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其代表作如《Women of the Long March》、《陰之德》皆已成為經典。

蕭教授長年主導《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系列，本書可視為她在女性傳記研究道路上又一個重要總結，也為華文學界留下深厚的知識資產。

 

四、閱讀價值：從個體生命見證二十世紀的力量

　　若說歷史往往由「大敘事」書寫，那麼，《二十世紀婦女傳記辭典》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歷史：

由女性、由個體、由被忽略的故事，所共同建構的人類文明史。

這些傳記不只呈現卓越成就，更反映女性在政治革命、科學突破、社會改革、文化創作等場域的奮鬥與抵抗，從而映照出二十世紀如何因她們而改變。

對研究者而言，本書是資料庫；

對一般讀者而言，它是一本跨越國界的「女性力量史」。

總結：一部值得典藏的時代之書

 

　　《二十世紀婦女傳記辭典》既是研究工具書，也是文化坐標。

它讓我們記得，「女性」從來不是歷史的附註，而是推動世界前進的重要引擎。本書的出版尤其具有深遠意義：它不只是為歷史補稿，更是為未來留下一盞燈。#蘭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