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獨護國四十年》，勞政武著，
四十年來島內「台獨」與反「台獨」活動總檢
勞政武 撰
目次
甲、早期的「台獨」活動
乙、「黨外人士」時期的「台獨」活動
一、中壢事件的鼓舞
二、中山堂 事件——「台獨」島內公開活動之始
三、中泰賓館事件——反「台獨」活動之始
四、高雄事件
五、成功組黨的因素
丙、民進黨成立後的「台獨」活動
一、蔣經國的無奈與寬容
二、李登輝栽培運用「台獨」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之演進
1、早期的論調
2、「住民自決論」
3、「主權獨立論」
4、「台獨黨綱」
5、「台灣前途決議文」
6、「正常國家決議文」
丁、「台灣主權」破析
一、西方的主權﹙Sovereignty﹚理論
二、依論析事
三、兩岸現行憲法規定
戉、理性的回歸
一、個人回歸理性的例證
二、群體回歸理性的例證
三、「台獨」的根本錯誤
已、台灣價值
一、「台灣價值」一詞的來源
二、「價值」的複雜性
三、「台灣價值」的標準
四、台灣的最高價值——中華民族的「民主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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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日舉行的‘台灣地方九合一選舉’，以蔡英文為首的台獨集團慘敗。這樣的結果，不但有空前的意義，而且對台灣今後的內外局勢必有深遠的影響。
所謂‘空前的意義’，要回顧四十年來「台獨」與「反台獨」運動的緣起、演變過程，以至對照今天的結果，才能理解清楚。
所謂‘深遠的影響’，要從今後島內政局的趨向、兩岸關係的演變、兩岸與美國大三角關係，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這四大課題的探討，方可望觀照明澈。
本文僅就筆者力所能及，略述有關問題，以作本書的總結。
甲、早期的「台獨」活動
「台獨」的產生，大抵起於1947年初的‘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初期的代表人物是廖文毅及王育德。廖重在台獨活動，王重在台獨思想。
廖文毅﹙1910～1986﹚早在1947年9月即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主張台灣應交給聯合國託管。他後來在香港無法立足，乃流亡到日本，1951年在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標榜「台獨」了。1956年在日本進而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他自任「大統領」。這樣活動了幾年，也搞不出什麼明堂；於1962年接受政府招安，回到台灣受蔣公禮遇，安排他擔任‘曾文水庫 建委會副主委’的職務，嗣後又參與台中港 的建設，直到去世。
王育德﹙1924~1985﹚與廖文毅致力於政治活動的興趣不同； 他具有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一生致力於「台獨」思想的寫作與散布。首次在日本辦《台灣青年》日文版雙月刊，大力鼓吹台獨思想。他有多本著作，代表作《台灣——苦悶的歷史》，原作為日文，後譯為中文。很多後來的台獨分子自認受這本書影響很大。此書內容盡是數典忘祖的漢奸論調，《龍旗》創刊號即曾登出劉添財文章，對其謬論加以痛斥﹙全文見本書第 頁﹚。
直到1978年為止，廿多年來，「台獨」的公開活動只能限於日本、美國。活動方式，大抵以刊物鼓吹台獨意識、成立各種台獨組織為主。也曾採取多次暗殺行動，最著名的就是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鄭自才在美國紐約刺殺蔣經國未遂。他們之所以長期在美日活動，當然是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支持，方能如此。
海外台獨分子也曾千方百計潛回台灣。由於台灣地區仍在戒嚴，政府對台獨分子防制得很嚴，所以在這廿多年間，海外台獨集團根本無法在台灣島內公開活動；只好秘密搞恐怖行動，其中最著名有二次：一是1976年元月6日破壞高雄變電所，造成南部六區域停電三小時，工業損失嚴重。更嚴重的是，同年雙十節台獨分子王幸男寄郵包炸彈多個，企圖謀殺黨政大員。其中一個炸殘了台灣省主席謝東閔先生的左手，以致永遠失去左肘，裝上義肢。
炸殘謝東閔左肘的事，不只是單純的一次恐怖行動，而是造成了日後的深遠影響。一年半﹙1978年3月﹚以後蔣經國出任第七屆總統請東閔當副座，只因左手殘廢影響了健康，1984年謝東閔因此堅持不再連任，蔣不得已而找了李登輝取代副總統之職。蔣經國逝世之后，潛伏性「台獨本質」的李登輝於是有機會攫取了國民黨的大權﹙詳見後文﹚，導致三十多年台灣內部混亂之惡果。重大的歷史常起因於一件偶然的小事，所謂「大風起於微末」；謝東閔一次偶然的不經意打開郵包，誰能預料到後續的重大 影響？能領悟佛家的因緣原理，才會警惕人間「因果鏈」的可怖吧！
總而言之，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起到1978年底止，約有卅年期間，可以說是「台獨」活動的早期。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在海外的日本、美國，但不斷透過種種管道向島內滲透傳播，漸漸積蓄了民間力量，終於釀成了島內的所謂「黨外人士」集團公開抗爭形式，亦即進入了「台獨」運動的第二階段。
乙、「黨外人士」時期的台獨活動
此階段起自1978年12月5日「中山堂 事件」，終於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為期八年。
「中山堂 事件」發生後四十年來，歷來正派的報章僅着重說它是「勞政武抗議黨外人士非法擅改國歌事件」。其實，我去抗議是小事，只是當時鬧成大新聞所形成的說法；這次事件有兩層重要的意義，卻是迄今少有人注意的：1、這是台獨分子首次在台灣內部公開大規模活動，對國民黨當局造成很大壓力。2、也是台灣民間人士自動自發「反台獨」的起點。關於第2點意義，在《疾風》雜志創刊號曾有詳細報導﹙詳見本書第 頁﹚，於此不必重贅。下文只就第1點作概略的交代。
一、中壢事件的鼓舞
1978年12月5日發生的「中山堂 事件」，是一群自稱為「黨外人士」的政治人物首次大集合，其性質是「台獨」力量在島內首次公開化。如前所述，自「二二八事件」以來，垂三十年之久，台獨分子只能在日本、美國活動，千方百計都無法回到台灣內部作公開的斗爭；那么為何這次以台獨為主流的「黨外人士」集團敢這般猖狂？原來他們是受到 了前一年發生的「中壢事件」所鼓舞之故。
1977年底，台灣舉行五項地方﹙縣市長、縣市議員、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縣轄市鎮鄉長﹚選舉，國民黨提名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而深受國民黨栽培的省議員許信良也執意要參選。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親自出面勸退，許信良拒絕，且悍然不經黨提名而自行依法登記參選，國民黨只好宣布開除他的黨籍。深知國民黨又有選戰經驗的許信良，以「青年才俊」之姿，在選戰中以「革新」、「防止作票」二項訴求為主，果然糾合了群眾，造成風潮。11月9日投票日的下午，許信良競選團隊以中壢市第213投票所「開票作弊」為籍口，鼓動民眾前往鬧事，與駐警發生衝突。警察乃將該投票所主持人范姜新林﹙中壢國小校長﹚帶返中壢分局加以保護。在許信良的持續鼓煽下，大量群眾湧向包圍分局，從中午到翌日凌晨3時多，暴亂逐漸升級； 砸石頭、燒警車、縱火燒分局房舍，結果造成二人死亡，多人受傷，許信良終於當選了桃園縣長。
「中壢事件」是國民黨遷台以來空前的民眾暴力事件，全台為之震驚，時任中央秘書長的李煥迅即被蔣經國解除職務。此事件對「台獨」分子及其他不滿國民黨的人都是莫大的鼓舞，讓他們領悟了：以各種藉口煽起群眾的情緒，積極參與各項選舉奪得政治權位，是可行之路。他們也深信，人有了政治權位，自然就能獲得社會更廣泛的影響力，帶來了國際﹙主要為美、日﹚的支持，最終打倒國民黨是可能的。
正是這種鼓勵思維下，一年後就產生了「黨外人士」集團在台北市中山堂 的大規模公開行動。
二、中山堂 事件——「台獨」島內公開活動之始
按1978年12月底將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早在8月間，一群自稱「黨外人士」的政治人物已開始在民間展開積極的活動。他們組織了「黨外人士助選團」，到全省各地為「黨外候選人」助選；同時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文件，作為「黨外候選人共同的政見」。其內容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省長及院轄市長直接民選」、「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司法獨立」及「軍隊國家化」等訴求。接着又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部」，由黃信介擔任總聯絡人。
進入11月初，他們更積極展開各種行動。在全省各地街頭，人們到處可看到張貼着印了一個黒拳頭稱為「人權」的傳單。一些標榜「中立」的報刊，如《自立 晚報》等，大量的分歧刊物《八十年代》、《春風》、《潮流》等，登着「黨外人士」的反政府言論。此時台北市的政治氣氛已變得很緊張，讓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
12月5日下午2時，‘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召開「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及中外記者招待會」。分別由立法委員黃信介、彰化縣國大代表候選人姚嘉文，以及臺灣省議員黃玉嬌共同主持。邀請康寧祥、張俊宏發表《黨外人士對國家及人民的責任》和《新生代與民主政治》之專題演講。參加座談會者包括：臺灣省議員、臺灣各地民意代表候選人、中外記者及各界人士，共計約500人。這次大集會，是中國國民黨撤到臺灣以後首次「黨外人士」一同聚集的最大規模之公開活動。
座談會開始，準備唱《中華民國國歌》時，擔任司儀的蕭裕珍要求在場人士把歌詞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我及蕭玉井、沈光秀等人不肯改唱，而且刻意大聲唱出原句； 由是引發張俊宏演講時指責我們「沒有改革的勇氣」。到了自由發言程序，我走上發言臺的麥克風前欲發言，乃造成沖衝突。因為在埸許多攝影記者拍了照片，翌日各報都以大篇幅登出此新聞及照片，稱為「中山堂 篡改國歌事件」；我也成了當時的頭條新聞人物。
在此應指出的是，他們在這次會議提出的「十二大政治建設共同政見」的內容，如果以「美式民主」觀點，孤立來看並沒有什么大錯；尤其，如果以日後發展過程來回顧，絕大多數的內容也被國民黨逐步接受了，才造成當前台灣「兩黨政治」模式。問題是，這些「政見」在當時是不可遽 行實施的，否則必導致不可測的危險。大凡政治改革必有風險：因為牽涉到很多人的理念、感情和權利；如果只知孤立地就改革言改革，縱座標不管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橫座標不管可能造成的影響，必發生嚴重的後果，歷史殷鑑不遠。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場大改革，造成嚴重破壞性影響，迄今猶未完全平復。清朝末年光緒皇帝支持的康梁新政，結果短促百日便徹底失敗。洪秀全妄圖以西洋宗教精神來建立一個「太平天國」，結果引起以曾國藩為首的傳統知識分子全面反抗，洪秀全十五年江山灰飛煙滅。光緒皇帝的「百日維新」是合理的，只是手段太急切了，依然造成不幸的結果。毛氏的「文革」與洪秀全的「天國」既不合理、方法更錯誤，結果造成全民性的大災難。因此，蔣經國先生面對當時一切改革要求，採取穩健方針、逐步改善，是英明的。
我當時在會場所關心的倒不是他們提出這些冠冕堂皇的政見，而是實際的台獨氛圍。三位主持人中，黃信介沒有什么政治理念，只是為人很豪爽，能呼朋引類的「老大」型人物；他的話沒有什么內容，但會說出「民社兩黨是廁所的花瓶」的令人發笑的譬喻。另一位黃玉嬌只是個地方型政客，講話更乏善可陳了。真正有內容的講話出自姚嘉文，他是頗有名的律師，但有嚴重的「台獨」思想，我早在二年前參與《法律世界》、《法論雜誌》的編務時就知道了
，因審查過他的投稿。這次他的講話，也是充滿了「台獨」意識。尤其，會中高唱海外「台獨」集團唱了多年的《咱要出頭天》台語歌，并宣布為他們「競選統一歌」，此濃烈的省籍氣氛，讓人深感：這根本是一場大規模的「台獨公開活動」！「抗議改國歌」不過是一個引爆點而已。我當時走上講台麥克風前想發言的，就是要質問他們：「你們怎麼可以非法改國歌，想搞台獨嗎」？ 可惜未及發言，就被他們粗暴的拳打腳踢拉扯下場了。這便是「中山堂 事件」的真相。不過這事件也有點收穫，就是從此沒有人敢公開改國歌了；直到今天40年來，台獨集團的集會都不再唱國歌而已。
順應附記的是，原定在12月下旬投票的選舉，卻因月中美國突然宣布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系，政府立即宣布「緊急處分令」，停止此次選舉。台灣於是進入內部長期動蕩階段。
三、中泰賓館事件——反「台獨」活動之始
1979年9月8日發生的「中泰賓館事件」，實質意義是反「台獨」的民眾挺身而出，首次大規模去抗議那幫「黨外人士」以辦雜誌為名、組黨為實的一次行動。
按去年12月5日發生的‘中山堂 事件’，在冥冥中似乎是兩岸大變局的一個轉捩性標誌。因為，在此事件後十天，美國宣布與北京建交；後半個月，中共即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又半個月的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確立了「三通四流」的對台新政策。在這連串的變局中，國民黨實已焦頭爛額。然而，那班「黨外人士」卻有了絕佳的發展機會； 自1979年元旦起，他們採取連串的行動，其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元月22日到高雄縣遊行支援余登發﹙詳見本書第 頁﹚。
不久，報刊上登出黃信介、呂秀蓮、姚嘉文等「黨外人士」決定要創辦一本鼓吹「台灣民主」的刊物，名稱採用荷蘭人取的FORMOSAL﹙福摩薩﹚，中譯名為「美麗島」。單用此名就引起當局的疑慮，因為在海外活動多年的「台獨」人士討厭中國的名，就是愛用此名來稱呼台灣的。由此即可推想，他們即將創辦的是一本什么性質的雜誌了。
那時我雖在台北市議會任法制編審之職，卻在外兼過兩本刊物﹙法律世界、法論月刊﹚的主筆，所以辦雜誌不外行，也有興趣寫作。我得知「黨外人士」要辦《美麗島》，就很想辦一本對抗性的刊物。那時我才35歲，年輕氣盛，一心要報中山堂 被扭打的「一箭之仇」。可是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向國民黨中央文工會求助，周應龍主任只肯補助15萬元，只及繳官方登記費的一半；經過諸般曲折，只好同沈光秀合作。他與我有三同之誼﹙廣東同鄉、政大同學，同是救總接濟的流亡學生﹚；當時他經營了一家傳播公司，創辦經費就由他先墊出了，社址也設在他的公司內。雜誌命名《疾風》，是經內部討論多次才決定的，採自「疾如風」古義，意在要以快速嚴正凌厲的文章去批判那群「台獨」黒拳幫，以期起「抑邪扶正」的作用。此刊每期都載了藏頭聯：「疾惡如仇、除黒務盡；風雲際會，再滌神州」就是言論宗旨。
1988年8月，《疾風》及《美麗島》同時在這個月創刊。這兩本針鋒相對的刊物一推出市面書報攤，社會立即為之轟動。按台灣雜誌市場很小，一般每期能銷一千本便不錯了。《疾風》初印一萬冊，不到十天便售完，緊急加印了二萬冊，到月底也差不多買光了，如是創辦費全部賺回還有盈餘。當發行人的沈光秀就在內部慶祝餐會上開懷大笑：「想不到我成了雜誌大王！」得意神態令人記憶猶新。
《疾風》發行了二個月，就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抗議黑拳幫」群眾運動。這次定名為「九•八 愛國運動」的詳情，登在《疾風》三期﹙全文見本書第 頁﹚。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天是《美麗島》雜誌在台北市敦化北路中泰賓館開「創刊酒會」，酒會是合法的，我們憑什么要去抗議？原來引發‘中山堂 事件’的關鍵人陳婉真在年中趁到美國觀光之便，竟在美國演起「絕食抗議」的告洋狀醜劇，散傳單大加詆毀污衊二代蔣先生。她的荒謬言行，《美麗島》不但大加宣染，而且藉這個酒會聲援陳女，以「中外新聞連線」來壓迫國民黨。針對此，我們先寫的一篇措詞嚴厲的《聲討叛國賊陳婉真宣言》，午後即由許承宗、李勝峰率領幾位高中生到中泰賓館大門前向街上行人散發，不久便聚集了群眾，最後人群堵塞了街道，演成這次轟動全島的「痛擊台獨」群眾運動。
總之，無論這次群眾運動的效果如何，它的意義卻非比尋常。因為，自從二年前「中壢事件」以來，台灣全省各地發生過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已難計其數，全部都是分歧分子發動反國民黨政府的，只有這次中泰賓館事件﹙九•八愛國運動﹚是支持國民黨政府而反「台獨」的。這是台灣群運性質首創之作！
四、高雄事件
中壢事件、中山堂 事件、中泰賓館事件，當時并稱為「三中事件」，短短二年之間接續發生，「黨外人士」黒拳幫集團的非法行動步步升高，終於爆發了關鍵性的高雄事件。
《美麗島》雜志創刊後，「台獨」黒拳幫便展開積極的大行動。他們計劃在聯合國的「人權紀念日」，即1979年12月5日，到高雄遊行抗議以「表彰人權」。因為當時仍在戒嚴時期，擅自聚眾示威遊行是非法的；又因為高雄地區向來「反國民黨」的民間勢力很大，更因為以「人權」為名的示威必有幕後美國人的鼓勵，所以治安機關對此行動高度警戒。
在事件發生的前幾天， 《疾風》雜誌社同仁也接到了消息，并討論了如何應對此事。卻在事件前一天，我忽然接到總政戰部執行官廖祖述中將親自打來的電話，要求我們明天不要去高雄採取什么行動以對抗，避免發生危險。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接到他的電話，心知事態必然嚴重了！於是社內決定，只派主編李勝峰獨自去高雄觀察實情﹙詳見1980年元月號《疾風》第六期，本書第 頁載﹚。
「高雄事件」對台灣日後政治影響無疑是深遠的。雖然主謀分子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林義雄、陳菊等人，在事件後都被軍事法庭判了相當重的刑﹙約十年徒刑，各人不等﹚，但大抵服到刑期一半後統統釋放出來，又立即參與政治了。更重要的是，事件仍在審判中，台獨集團立即以聲援黃信介等「政治受難者」為號召，由他們的家屬﹙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宏之妻許榮淑、林義雄之妻方素敏等﹚，以及他們的辯護律師﹙江鵬堅、陳水扁、謝長延等﹚出面參與各項選舉，屢屢能高票當選，在民間的聲勢越來越盛大；終於在事件發生六年後創立了「民主進步黨」，完成「黨外人士」集團多年主張的首要目標。
五、成功組黨的因素
任何政治目標的成就，都不是單一因素所能達致的；除了主事者努力的主因素之外，必須有其他「助緣」條件的配合，方克有濟。「黨外人士」分歧集團之所以成功組黨，最主要的「助緣」依然是它的敵對力量——中國國民黨本身，即是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採取「懷柔容忍」政策所致。為什么國民黨會對此集團懷柔容忍？分析而論，應有下面四項原因：
1、國民黨的西方民主本質
因為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而孫先生的政治思想是綜合了「規撫歐美之所長」及繼承中國傳統優良政制﹙監察、考試﹚而產生，故這個黨有濃厚的西方民主性質。1949年蔣中正先生退守台灣，國民黨痛定思痛，進行全面的「黨務改造」，確定了一條「革命民主」最高政治路線。在那麼困難時期
，1950年就着手在台灣推行「地方自治」的選舉，這就是「民主路線」的具體化。但為了生存，採取戒嚴等措施，這就是「革命路線」的不得已做法。然而這兩種相反成份的路線，到底是有矛盾的，取得平衡甚不易，以致常被一些自由派學者譏諷「民主無量，獨裁無膽」！
國民黨這種本質，同中共無論如何都「有志不改、道不變」地執着「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特質完全不同。由是，「黨外人士」黒拳幫雖然骨子裡是要搞「台獨」，但公開訴求的是美式「民主自由人權」，國民黨自然不能不懷柔以對了。
2、省籍意識的投鼠忌器
「台獨」分子多為閔南語系的省籍人士，以狹隘的地域意識來爭取群眾的認同，在歷來選舉中鼓煽仇視國民黨是他們的慣技。李登輝公開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這種話出自他的真心，就是仇視外省人的心理表白﹙詳見下節二項﹚。
自「中壢事件」后，省籍意識擴大發酵，「中山堂 事件」更是一次充滿省籍意識的公開鼓煽大會。國民黨甚為忌憚，乃籍「高雄事件」將首謀分子判以重刑，希望把這種危險的氣焰壓下去。結果卻適得其反，冒出更多的人運用這種意識作「受迫害」的訴求，在歷次選舉中大有斬獲。這時又逢蔣經國年老氣衰，國民黨當局考慮到全省人口中，閔南語系的民眾到底占大多數，在「投鼠忌器」的考慮下，就只能採取越來越軟弱的懷柔了。具體做法便是特設了一單位專門同他們「溝通」，當時負這重任的人就是梁肅戎。
3、「自由派」學者的勸說
國民黨向來尊重知識分子，忌憚學者專家的批評。這種特性應是源自孫中山，因為孫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兼通中西學問的讀書人。其繼承者蔣中正雖是軍人出身，但一生敬佩王陽明，自己的宋明儒學修養頗深厚，畢生更是敬重知識分子。他在1949年最愴惶的歲月，仍派專機到北京等地接胡適、傅斯年等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到台灣。 在台灣每年教師節﹙9月28日﹚，蔣例必公開大宴學者專家，聽取他們的建言。凡此，可證其敬重之一斑。
自「中壢事件」以後，報章上便湧現了一批知識分子的大量建言，認為政府應盡量寬容政治上的分歧言行。當時最著名的是陶百川、胡秋原、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其中後四人的言論最激切，他們都在台灣大學 任教，有「台大四大寇」之稱。他們的理論無非是站在「美式民主」觀點，認為國民黨對「黨外」集團的取締限制政策統統不對。《疾風》自始就認為，以「美式民主」來看待「黨外」集團才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打的旗號雖是「爭民主」，其實要搞的是「台獨」，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直到廿年之後，「四大寇」自己的言行終於證明了一切：那位李鴻禧迄今仍是個死硬派台獨分子。張忠棟心智有問題，領頭組織一個所謂「外省人獨台會」，為台獨搖旗吶喊。楊國樞則遠離了政治是非，後來當到中研院副院長。胡佛後來卻看清了「黨外人士」的真面目，并且批評「台獨」是反中華文化、反自己的祖先，是不道德的行為。但無論如何，他們當時的言論對當局影響不小，蔣經國之所以對「黨外」集團一味退讓，顯然有他們的影響因素。
4、美國的干預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為了救亡圖存，不得不依靠美國。而美國原想拋棄國民黨，但發生了韓戰，為了圍堵中蘇共產洪流，視台灣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在全球戰略上大有利用價值；所以自始就極力想全方位控制台灣。
所謂「全方位控制」，不外四方面：1、軍事協防，2、經濟援助，3、推行「美式民主」，4、培養親美的人事。今日客觀回顧歷史，同南韓李承晚、南越吳廷琰的悲慘下場比較起來，老蔣先生應付美國是做得卓越的：
對於1、2兩點，原則接受，但若可能有大害的則峻拒。如初期美國人曾提議，國軍的薪餉全由美方負責，條件是在每個連隊派一「美軍顧問」。此議被老蔣拒絕，據高層傳出他的憤怒之言：「這樣做，我們的軍隊豈不是變成美國的雇傭兵了？我們窮死也不能接受！」美國人也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凌空在台北設立一個「美軍顧問團」，只作國防部的「顧問」。
對於第3點，老蔣確立了國民黨的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這是「辯證性」的聰明處理，這屬性使得美國人大力支持的「民主人士」不能到台灣內部活動。這也就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權」旗號的台獨分子，當時也只能在美國、日本活動的根本原因。
至於第4點，大凡涉及人事問題就復雜了。國民黨遷台之初，曾任命原上海市長的吳國楨為省主席； 因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出身，思想作風親美，用他便於爭取美援。吳在職時與陳誠、蔣經國不和諧，乃憤而辭職，遠渡美國。在美常寫文章攻擊台灣當局為「警察國家」等，嚴重到被胡適斥為「沒有常識」、「缺乏道德感」； 最后終老於美國。最嚴重的是孫立人。他是北京清華大學 土木工程系、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出身，曾率中國遠征軍到緬甸抗日，立有功勳，來台後任陸軍總司令。他接受美國的建軍思想，反對蔣經國建立軍隊的「政戰」體系。美國認為他是親美的人，甚至有意培養他取代蔣介石。更因他恃才傲物，不善與人相處，終於演變成「兵變」大案，被解職後終生軟禁，老死於台中。
由上述美國干預台灣政治的種種歷史事實，就可推知：美國大力幫助70年代以後台灣內部的「黨外人士」集團，是必然的。在此階段，經常公開出面聲援這集團的美國人，就是參議員索拉玆、斐爾，以及眾議員肯尼迪、李奇等。民進黨成立的第二日，這幾個人立即致電祝賀了。至於美國官方透過駐台機構對國民黨直接施壓干預，更不在話下了。
丙、民進黨成立後的「台獨」活動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集團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從此，經過三十年的演變，該黨在不斷發展中壯大，到今天為止，竟二度執政；2016年起，蔡英文且全面掌握了台灣政局。現在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演變道理，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偶然性繫於人間的變幻無常，必然性繫於人的目標與努力。
本節只就三項關鍵問題來闡明這段歷史。至於較細節的具體事件，讀者可透過本書所登的各時期文章及《分歧檔案》了解其詳。
一、蔣經國的無奈與寬容
分歧集團成立「民進黨」不到十天，即1986年10月8日，蔣經國先生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宣示：「任何新的政治社團，必須遵守憲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國策，并與台獨划清界線」。這就是所謂「組黨三原則」，蔣經國如此表示，等於對他們非法組黨的事寬容了。
不到二年以後的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便逝世了。其實分歧集團組黨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壞，心情更是惡劣。原來，在1984年2月15日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第七任副總統候選人，已是出於無奈之舉；因為被台獨分子王幸男寄郵包炸彈炸殘左手的副總統謝東閔堅決不願連任，只好提李了。不料不到十日後，時任行政院 長的孫運璿突然腦溢血中風。蔣經國焦急不已，曾親自到醫院探視、召美國的醫生回來急救，但孫終不能完全康復，不久即辭去院長之職。蔣確是要培養孫為接班人的，此事經郝柏村日記證實；蔣希望孫當六年行政院 長後擔任第八屆總統。想不到孫突中風，蔣整個布局就大亂了。由此可知，近兩年來種種精神上重大打擊，再加上他日益沉重的糖尿病，今日面對分歧集團突然宣稱組黨，一個身心俱疲的老人也只能無奈地寬容了。
但蔣先生並不放棄為國布局。他以「組黨三原則」寬容他們之後，立即着手二項重大措施：一是在翌年﹙1987﹚7月15日宣布解除台灣澎湖地區的戒嚴
。這是終結了自從1949年5月19日以來，長達卅八年多的「戒嚴」形態，使台灣內部政治進入一個新的局面。一直發展到今天，台灣有337個合法的政黨，變成一個真正「小黨林立」的社會。二是在同年11月2日開放外省老兵回大陸探親，這是奠定今後兩岸開放性發展的重要基礎，打破自1949年以來兩岸同胞皆「老死不相往來」的僵局，兩岸關系自此可良性互動，使和平發展成為可能。
按1978年12月發生‘中山堂 事件’前不久，蔣經國看到台北街頭貼滿稱為「人權」的黒拳頭貼紙，甚為耽心，在一項內部會議上討論那群自稱「黨外人士」的動向，他就說了：「這群人是黒拳幫嘛！」這個名詞傳出，當時在台北市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的雷渝齊，就在一次公開競選活動上說出了「黒拳幫」的名詞，用以指責「黨外人士」集團，此事是名作家尼洛﹙李明﹚后來告訴我們的。我當時在報上看到這名詞，就在《台灣新生報》上發表一篇《要做謇諤之士，勿做黒拳幫》文章。因此我們後來創辦《疾風》雜誌，一直就用這個名詞來批評他們了。批評了不久，「黨外人士」大概有了精神壓力，就不敢再用那個「黒拳」標誌了。由此事可證，蔣先生顯然討厭那幫人這般搞法，才創造出這個「黒拳幫」名詞來說他們。過了將近一年，蔣先生又在國民黨一項會議上公開說：「台獨就台毒」！可見在政治上他更反對「台獨」。由此二事可證：1986年「黨外人士」集團組黨時，蔣經國當然了解他們的「台獨本質」，之所以寬容他們，絕不是容許搞「台獨」，只是針對當時的環境及考慮到自己的身心俱疲的狀態，毅然開闢出另一條政治路線而已。《易經•繫辭下傳》有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然原來的防堵政策已經走不通，那就干脆來個相反的全面開放做法吧！
蔣經國對「台獨」集團採取了從「禁制」到「開放」的相反措施，當時誠令許多反獨愛國人士感到喪氣。但正如《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回顧三十年來歷史的演變，今天「反台獨」不但已成了國民黨全黨的共識與行動，更成了中共的不斷嚴肅宣示的打擊目標，即是全中華民族求復興的必須之務。《易經•同人彖辭》有道：「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今天檢討蔣先生當年處理「台獨」分歧集團的手法，確是眼光遠大的。
二、李登輝栽培運用「台獨」
李登輝到底是個什麼人？美國《時代雜誌》稱他為「民主先生」，台灣的綠派人士稱他為「台灣之父」，藍營人士及大多數中間派民眾稱他為「台獨教父」，中共在1995年間直斥他是「民族罪人」。最有趣的是，1990年9月9日南懷瑾先生曾當面勸李登輝：「我希望你不要做歷史罪人！」李登輝的腳色定位竟如此紛歧！
1990年5月間，我任秘書長、隨鄧文儀當團長的一個九人團首次到北京參訪﹙詳見《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第15章﹚，當時任大陸「黃埔同學會」秘書長的楊蔭東就鄭重其事地傳達了鄧小平對李登輝的觀點：「他這個人花樣很多的，凡有日本背景的人，你們要多注意呵！」如今回顧李登輝擔任台灣領導人的十二年歷史，盡屬目標錯誤、手段奸巧的表現，令人不得不驚嘆中共的先見之明！
李登輝接任總統的頭五年，即從1988年1月起，到1993年2月行政院 長郝柏村被迫下台為止，主要着力點就是奪取和鞏固他的權位。他在國民黨中既無歷史淵源威望，也無現實權力基礎，在短短的五年之內，憑什么能奪取了全部的權力？今天我們冷靜檢討這段歷史，可以清楚地概括出二點主要的因素：一是他不斷玩弄「省籍意識」，使以外省人為主的傳統政治勢力不敢抗拒。二是他以權位作「誘餌」，運用人性弱點，使當時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痴迷不知抗拒，乃達到了各個擊破之目的。
在運用「省籍意識」方面，李登輝可以說到了十分凶狠的程度。最顯著的例子是：1990年2月2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全會’，會程只有一天，目的是正式提名第八屆正副總統的候選人。大會一開始，先決定‘如何選擇出候選人’的程序問題，由是產生了「票選派」與「起立派」二派的意見。大多數人主張應以真民主方式，透過不記名投票來推出候選人；少數擁李人士則主張應循推舉二位蔣先生的傳統方式，大家起立來表示擁戴。因為大多數人認為，二位蔣先生有大勳勞高威望，今天李登輝個人沒有這歷史條件，就不宜循用過去的「起立擁戴」方式了。於情於理，「票選派」是對的，但李登輝估算這個方式對自己極不利，於是就透過時任黨中央秘書長的宋楚瑜對外放話：「過去蔣主席可以這樣推選，為什么我不可以？是欺負我是台灣人嗎？」這話一出，本省籍的中委自是贊成，很多外省籍的人心生畏懼也就改變立場了。舉手表決結果，以70人比99人，「起立派」獲勝。於是正式推選正副總統要用起立來表示，這等以脅迫方式 要大家表態了，受脅迫而不屈的人到底是少數。像這樣運用「省籍情結」的例子還有多次，詳情可參前揭書。
1994年4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言論多荒謬；引起台灣政界一片譁然。然而大家只注意到他講「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的話，卻少注意有一段話才是透露了他真正心態的：
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在國民黨中的我，能夠維持到今天的原因，是我 心中的台灣人之聲。台灣人期待我，而我一定要做這種想法。
這段話很明白了！李登輝在這奪權的五年間，常擺出「被外省人欺負」的姿態，才是得逞的竅門。其實在台灣沒有那一個外省籍大員敢「欺負」他是台灣籍的； 相反的，恰是因為他是台灣人，所以他能毫無勛勞而當上了副總統。其實，他心中的「台灣人之聲」的強悍固陋意識，才是迫使所有外省籍大員一一就範的最凶狠武器呢！
在以權位為「誘餌」方面，對象很多，其中最主要的關鍵性人物有三位：宋楚瑜、李煥、郝柏村。此事關係重大，以下分述之。
1、宋楚瑜
蔣經國逝世時任黨中央副秘書長，為李登輝立了二大功：一是在蔣主席逝世後僅二週的1988年2月27日中常會上，他演出「臨門一腳」，硬把李扶上了「代理黨主席」的位置。第二件更大的功勞，就是1990年春全力策劃使李登輝當上第八屆總統。當時，宋串連擁李的「主流派」，以各種不堪入流的手段擊敗了以滕傑為首的「非主流派」，使自稱「候選而不競選」的林洋港、蔣緯國功敗垂成。
宋對李立下如此大的勛勞，所得的回報就是派他當省主席。僅當了一年就改為民選的省長，宋參選以高票當選後，一心做好省府工作，希望開闢自己的光明前程。他哪想到李登輝根本不會容許一個「外省仔」再當權，李氏待自己的權力鞏固之后，於1998年以「凍省」的手段，把宋的職位廢掉了。到2000年，宋參選總統同陳水扁對抗，李氏又搞個「興票案」把他拉下來了。從此，宋楚瑜在政壇越來越暗淡，此乃有大功於李登輝者的下場。
2、李煥
他是一位被李登輝耍弄的悲劇大員。如前所述，1988年2月宋楚瑜用謀略推李登輝當上了「代理主席」，但當時國民黨中央的實質控制權，仍在秘書長李煥手中，而行政大權則由行政院 長俞國華控制。於是，李登輝就制造李、俞二人的矛盾，要李煥來接替俞國華的院長職位。國民黨的組織學權威滕傑深知「黨權」的重要性，所以曾派我到中央黨部去見李煥，轉達「黨是一切政治的動力組織，希望李先生要把握住」的意思。但李煥似乎不能領悟這道理，痴心想當行政院 長。在1989年6月1日果然接受了行政院 長之職，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就由宋楚瑜升任了；李登輝從此掌握了「黨權」。
李煥當了行政院 長以后，積極努力。而且因為他在立法院的班底雄厚，任內做得有聲有色。如此好表現等於觸動了李登輝的逆鱗，李煥當上院長不到一年，李登輝就運用郝柏村迫他辭去了職務，自此李登輝又便於掌握了「行政權」。李煥退職之後淡出政壇，暇時常到台北市四維路鄰居的蔣廉儒寓所打打衛生麻將，聊以度日，直到2010年去世。
3、郝柏村
他是當時握有軍權的一級上將國防部長，在軍中既有實權更有威望。李登輝在1990年6月任郝為行政院 長，以取代李煥，這是「一石二鳥」之毒計。他首先放出風聲說郝將出任行政院 長，然後運用民進黨徒發動群眾大遊行，反對郝的出任，沿街高呼口號：「堅決反對軍人干政」！李登輝看準了郝也想當行政院 長，結果他真的自願退役，除下了一級上將軍銜，等於讓李登輝從此握到了「軍權」。又因為用郝出任行政院 長，李煥變成不能抗拒，只好乖乖退下了
。對郝柏村放棄軍權的事，我當時到北京接觸到中共一些高層人士，他們都感到大惑不解：「解除武裝，以後怎樣控制台獨？」這可能是崇信「槍桿子出政權」人士的必有疑惑；趁此特記此事，以作歷史存證。
郝柏村當行政院 長期間，十分努力，政績斐然，自是不為李登輝所喜。尤其郝一再公開反「台獨」，李必欲除之而後快。不到三年，又用種種方法迫郝辭職了。1993年元月30日，郝柏村在國民大會閉幕會上獨自一人振臂高呼「消滅台獨！」口號，宣布辭職。其悲壯之情，迄今猶令人唏噓不已。李登輝後來在《回憶錄》明白說出了自己的奸巧：
讓郝柏村出任行政院 長，既可以瓦解李煥與郝柏村的結盟，使李煥的去職不 再被杯葛，且可以讓郝柏村辦退役，交出軍權。
李登輝就是這樣以省長、行政院 長兩個權位來作「誘餌」，玩弄了宋、李、郝三人，終於把「黨、政、軍」三大權統統抓到自己的手中了。這真是「二桃殺三士」的現代版！
然而，只抓到政府三權仍有不足，還要掌握到「民權」﹙群眾﹚方能為所欲為。所以，在他抓政權的同時，不但大力幫助島內民進黨的發展，曾公開說「要給他們奶水喝」；而且鼓勵、放任海外的「台獨」組織及人員紛紛返到台灣，由是頓然匯成了民間的擁李龐大力量。如果有哪個國民黨有力人士敢反抗李的意旨，他就發動以「台獨」分子為主幹的「群眾運動」；很多在政府體制內難以解決的問題，一下子就迎刄而解了。諸如脅迫蔣夫人宋美齡退出台灣、脅迫老國代選他為第八任總統、解除郝柏村軍權、脅迫老國會全部改選、脅迫不設大陸代表、脅迫國民黨中央通過總統直接民選……等等重大問題，都是如此解決了。
如何應付對岸的中共，也是很重要的。李登輝用盡各種欺矇手段，可謂到了十分無恥的地步。因為此問題更復雜，玆分「台灣對大陸」與「大陸對台灣」兩個面向來略加說明。
1、在「台灣對大陸」方面。按1986年年底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之後，到了李登輝當權的90年代初期，台灣民間到大陸探親，旅遊、投資已形成熱潮。李氏於是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盡量冷卻縮小台灣民眾心向大陸的潮流。更嚴重的是，他著手推行「文化台獨」，以「愛台灣」為口號，務求台灣民眾強化「台灣主體意識」，希望清除「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觀念；這種意圖改變國民心靈觀念的做法，完全是契合1991年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中第3點的主張﹙詳見下項﹚。李氏這一切的手段，造成台灣巨大有形損害是經濟上的，使台灣平白喪失了到大陸賺錢的大好機會；正如朱高正所說：「台灣從四小龍之首搞成民不聊生，禍首就是李登輝」！更嚴重的惡果是，使台灣很多人漸漸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無形的心靈損害是長遠的，比經濟損害尤嚴重。
2、在「大陸對台灣」方面。李登輝當上國民黨主席初期，只因權位未穩固，就用盡一切方法去迎合中共：1989年他在首次雙十節慶典上致詞，強調的是「只有一個中國，我們一定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1年他甚至設立了一個高層次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這一切舉動，只不過為了唬弄中共。也正因他有這些言行，一心想達成「和平統一」目標的中共，自不會放棄與李氏接觸和談的機會，於是才有國共雙方在南懷瑾先生安排下的五次香港密談的事，才有後來在新加坡 的「辜汪會談」、「九二共識」的產生等一連串重大進展。﹙詳見拙著台灣蘭台出版《南懷瑾研究》、大陸浙江版《通家人師南懷瑾》第四章﹚。 到了1995年6月，李氏自忖一切大權已在握，對中共的態度便作180度的轉變。他不但以官方身分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而且在1999年接受德國電台訪問，推出「兩國論」，即把兩岸關係說成是「兩個不相統屬的國家」。後來又變本加厲，妄指全中國應分成七大區塊﹙台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應各自獨立，才可維持安定發展，云云。這是傳統帝國主義者妄圖瓜分中國的手段！發表如此謬論當然引發中共大怒，不但徹底同他斷絕來往，還發表文章直指李登輝是「民族罪人」！
綜上所述，李登輝是什么政治性質的人？答案很明白了。在他十二年的總統任內，他縱容「台獨」、大力幫助「台獨」；而且運用「台獨」，達成自己攬權之目的。那么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台獨」？對此疑問，他曾多次否認自己主張「台獨」，而且說過多次「反台獨」，否認自己是「台獨教父」。依我研究的結論是，蔣經國說過「台獨就是台毒」，李登輝不但是「台獨」，而且比一般「台獨」分子更毒的「獨」。據何言之？且看他自從推出「兩國論」以來，常常對外強調一個說法：「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它的領土範圍在台澎金馬」，所以他已不必追求「台獨」了。其玄機端在「主權獨立」一詞，只是此詞涉及復雜的政治理論，留待下文再詳說。總之，依我之見，李登輝的用意當然是要把台灣地區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只是他有高傲心態，認為自己的理論已超越了普通「台獨」，所以自己不屑稱為「台獨」而已。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之演進
有關民進黨自1986年創立後的實際活動，以及反「台獨」活動方面，初期約七年內本書各篇文章已有詳述，嗣後的活動資料也多可在電腦網絡或其他報章尋得，在此不贅述。本節只概略談談該黨所主張的「台獨」理論。按在實際政治中，理論根據又名「意識形態」，有根本性之重要，因為有了它便可以團結幹部、號召群眾，展開行動；故在此只檢討他們的理論。
1、早期的論調
早期在海外活動的「台獨」分子，曾經捏造出種種怪異理論，以作「台灣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概括起來，可分為‘歸屬問題’及‘民族問題’二大類。在前一類，他們捏造了「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不屬於中國領土」、「台灣是亞洲的孤兒」、「台灣是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并未承認台灣主權屬於中國」等等。在後一類，他們更捏造出荒唐的人種論，如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高山族、荷蘭人、日本人、南島人、早期福建移民的混合種」、「台灣人不是中華民族，已成為一個新的民族」等等。
2、「住民自決論」
只是上述的‘歸屬問題’及‘民族問題’論調，連「台獨」集團中很多自己人也覺得荒謬；於是到了1978年的「黨外人士」集結時期，他們主要的理論變成「住民自決論」﹙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基本人權」規定，台灣住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了。
這種「住民自決」訴求用了很多年，一直到1986年「民進黨」成立，在其《黨綱》的「基本綱領」中仍用此訴求，稱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其實「住民自決」就是「台獨」的另種說法，只因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刻意避開了明白「台獨」主張。
3、「主權獨立論」
隨着時間的推移，蔣經國逝世后，海內外「台獨」分子在李登輝刻意栽培下，島內「台獨」集團力量越來越大，他們就肆無忌憚明白地標榜「台獨」了。
首先在1988年4月中，即在蔣經國逝世四個月後，「民進黨」在二屆一次臨全會上通過「4•17決議案」，正式提出了「台灣國際主權獨立」論，原文如下：
台灣依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及1952年台北《中日和約》之規定，都未以和約決定戰後主權之歸屬，故其主權并未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亦獨立於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他們說，這個「國際主權獨立」論，目的就是否定中共有「統一台灣的法理根據」。
到了1990年10月，他們得到李登輝的暗助，決定加快「台獨」腳步，於同月7日通過了「10•07決議案」，再提出一個「台灣事實主權獨立」論，原文如下：
本黨重申黨綱自決原則及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41•7決議文」。現進一步確認：我國﹙台灣﹚主權事實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
他們說，這個「事實主權獨立」論，目的在否定國民黨政府的「統一中國神話」。
總之，在李登輝上台後，民進黨就迫不及待地欲實現「台獨」，他們企圖運用文字技巧，從「內、外，正、反」四方面來打破「一個中國的虛搆性」，妄圖為「台獨建國」而奠定法理基礎。
4、「台獨黨綱」
台獨集團并不以此為滿足。1991年10月，民進黨召開第五屆第一次全代會，把「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正式列入黨綱之中，并提出具體「主張」，原文如下：
1﹚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 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
2﹚依照台灣主權現實重新界定台灣國家領域主權及對人主權之範圍，使台
海兩岸得以依國際法建立往來之法秩序，並保障雙方人民往來時之權益。
3﹚以台灣社會共同體為基礎，依保障文化多元發展的原則重新調整國民教
育內容，使人民之國家、社會、文化認同自然發展成熟，而建立符合現
實之國民意識。
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細究此等主張，盡屬荒唐﹙理由詳見後文﹚，當時引起社會極大反彈；不但該黨內部有林正杰等創黨重要人士聲明退黨，同年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選戰也大敗，黃信介當時且說：「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人民還不認同，是真正的問題」，甚至有黨員說：「台獨黨綱是票房毒藥」。到了1995年，陳水扁要參選總統，為了避免《台獨黨綱》影響選票嚴重，於是在5月間召開的民進黨八屆二次全代會另行制定《台灣前途決議文》。
5、「台灣前途決議文」
此《決議文》不再提「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字眼，只強調「台灣是一主權國家」，并提出七項「主張」，原文是：
第一、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必須經由台灣
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第二、 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
「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
第三、 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
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
第四、 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
中國併吞的藉口。
第五、 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
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
第六、 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
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
第七、 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
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此外，還在《決議文》的「說明」中，寫上三段這樣的文字：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對外，我國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在發展新國民意識上，我們亦推動了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了國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
这是極狡猾的文字技巧。其内涵有下列三个要点，必須要破析︰
1﹚台灣只是中國固有的領土中的一省，無論依憲法或傳統觀念，根本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如今硬說這個省是一個「主權國家」，純屬胡說！只是毫無根據的「台獨心態」之表白。至於「主權獨立」只是混淆視聽的技倆﹙牽涉復雜的西方政治學理論，詳見下節﹚。
2﹚所謂「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實是大謊言！因為台獨人士從來就是仇視這個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國號，絕不想使用這個國號的。如今卻說什么「不再堅持使用」，好像他們從來就是「堅持使用」的了，完全顛倒黒白之辭！但問題重點是，在此為何要提「中華民國」？目的是要方便陳水扁選「中華民國總統」，不但依憲法有需要，騙中間派選民的選票也有必要，如是而已！
3﹚所謂「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知」就是推行「文化台獨」。在具體行動上，李登輝和陳水扁發動一批台獨學者，捏造了一個「台灣主體性」名詞，逐步推展了許多「去中國化」的工作。其實，要推翻中華文化真是痴人說夢！試想五千年歷史凝聚的中華文化有多大的力量？「五胡亂華」二百多年、「元朝入主」一百年，「滿清統治」近三百年，無不被中華文化同化！就算世上具有最頑強獨特文化的猶太人，在元朝時到了中國，不久也被中華同化了！所謂「台灣本土文化」就是中華文化，請問如何「重塑」？民進黨那班台獨分子太瘋狂了，那幾名「台獨文化推手」的學者太無恥了！
6、「正常國家決議文」
此後，民進黨為了現實需要﹙主要為選舉騙票﹚，又在歷年的黨大會上通過多個所謂《決議文》，其中較重要的是2007年9月30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提出此決議文之目的，据說是要把台灣變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因為民進黨認為台灣目前現狀有「五大不正常」：1.國際關係不正常、2.憲政體制不正常、3.國家認同不正常、4.社會公義不正常、5.政黨競爭不正常。細察該《決議文》的內容乃至該黨爾後實際的做法，針對第1項的「台灣正名」、「參與國際組織」，因有中共在國際上嚴格的限制，所以根本是做不到的。針對第2～5項，他們在島內大搞「轉型正義」、「制定新憲」、「建立台灣共同意識」、「破除一中原則」等四種實際行動，其實就是「去中國化」、「去孫蔣化」的「文化台獨」，這種在島內推展的台獨，又稱為「內殺型台獨」，即是蔡英文執政後搞的「柔性台獨」。
總之，無論「黨綱」或各階段的「決議文」，其「台獨」宗旨是不變的。對照李登輝後期常說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乃至今天蔡英文常強調的「台灣主權」、「台灣主體性」等說法，可證他們的「台獨」心態是自始一貫的。
丁、「台灣主權」破析
綜括上節後二項所述，從「民進黨」創立初期所說的「台灣國際主權獨立」﹙1988﹚、「台灣事實主權獨立」﹙1990﹚、「台灣主權現實獨立」﹙1991台獨黨綱﹚，到「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1995決議文﹚，再到李登輝所謂「台灣已實現主權在民」﹙1995在美國演講﹚、「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1999﹚，又到民進黨要把台灣變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2007決議文﹚，直到目前蔡英文不時喊的「台灣主權」、「台灣主體性」等等，可見現階段「台獨」集團主張「獨立」的核心終極根據只剩「台灣主權」一詞了。
問題是，何謂「台灣主權」？反獨的國民黨人，包括馬英九，當然反對這個提法，因為他們所認知的是，只有「中華民國主權」，沒有所謂「台灣主權」。「台獨」集團向來就詆毀這認知是一種「虛搆」、「大而不真實的迷思」。然而，國民黨人的認知是依據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以及現行《憲法》第二條而來，「台獨」集團根據什么能如此詆毀？他們刻意﹙亦可能基於無知﹚把‘主權’與‘治權’混淆在一起，讓人搞不清所以，這也是一種文字遊戲；原來民進黨分子多屬學法律出身，他們最擅用遊戲文字來唬人，其實是束縛自已心靈的‘文字障’。因此，只有徹底分清‘主權’與‘治權’的不同概念，才能真正不受他們的名詞愚弄。
可是，要弄清‘主權’與‘治權’兩個名詞的概念，并不容易，因為牽涉到西洋政治哲學的頂峰理論。以下略說這理論。
一、西方的主權﹙Sovereignty﹚理論來源
依今天世界通行的政治學理論，所謂「國家」，必要包涵四個要素：人民、領土、政府、主權。這便是所謂‘國家構成四要素’，前三要素較具體易知，只有‘主權’的概念十分抽象難明，歷來爭論很多。
西方現代政治學上的「主權」﹙Sovereignty﹚概念，來自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布丹﹙Bodin﹚。他的‘主權’精義就是：國家有個至高無上的「力量」；憑着這個力量，對外是排除其他國家侵犯制約的獨立性權力，對內是凌駕支配這個領域內一切個人或團體的權力。
布丹的學說引起諸多討論。經過後來的霍布斯﹙Hobbes﹚、盧梭﹙Roussean﹚、奧斯汀﹙Austin﹚等學者的修正和補充，所謂「國家主權」有四種特性﹙永久性、最高性、不可分性、不可移讓性﹚，是迄今仍為大多數學者公認的﹙詳見：鄒文海《政治學》、陳世鴻《綜合政治學》﹚。
二、依論析事
玆依西方的主權理論，以及中華傳統文化的有關觀念，破析當前所謂「台灣主權」問題如下：
1、永久性：
西方的主權理論認為，主權和它所附着的國家有同樣長久的生命，國家雖然發生革命，政府雖然發生變動，但主權不會在革命或變動中死亡或再生。這說明‘主權’與‘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不變的，後者可常變。
在中國傳統觀念，這種「主權不變」特性尤其明顯卓越。正如當代歷史泰斗錢穆先生所言：「羅馬帝國亡了，以后就再沒有了羅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是中國歷史最有價值最堪研究的一個大題目。」﹙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二講﹚為什么「朝代」可變，而「中國」永久不變？正是西方學者所謂的「主權永久性」之故。國民黨把‘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而中共在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至今已七十年之久；到底何方是代表中國的「正統」姑且不論，但兩個‘政府’的對立并不是‘中國主權’的分裂或永久性的喪失，只是領土的一時分治罷了。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出現很多，如漢末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五胡十六國、唐末的五代十國等是；領土的分治，傳統文化的說法是「河山破碎」或「地方割據」，但不管怎樣分治，依然是「一個中國」！
由此可知，今天的「台獨」分子卻妄稱「台灣主權獨立」，還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既不符西方的主權永久性理論，尤違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實是荒唐的痴人說夢罷了。
2、最高性：
或稱為普遍性。這特性就是，一個國家基於主權；對外，獨立而不受任何其他國家的干涉；對內，凌駕所有個人及團體之上，施行全面的統治。應特別注意者，在民主時代，「主權在人民」，故人民在國家內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主權所屬者﹚，另方面他們又是政府統治的對象﹙治權的客體﹚。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深察古今中外的政治理論，創出‘政權’與‘治能’的「權能區分理論」的根據。所謂「人民有權」，指的就是主權屬於全體人民，而實施其主權則透過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行使。所謂「政府有能」，就是政府的統治能力，在中央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五種能的行使。
由此可知，「主權」的概念比「政府」抽象複雜，學者分歧看法也多；能分清「主權」與「政府」的統治權﹙或治能﹚的不同意義，對於破解「台獨」的名詞唬弄，是重要的。具體言之，「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只是治能﹙統治權﹚限於台灣地區，絕不是從而使得台灣有了「獨立的主權」。
3、不可分性：
西方的主權理論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 政府的統治權卻可以分成三權﹙立法、行政、司法﹚或五權﹙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或分為中央、地方之均權，這是政府的‘治能’區分，而不是‘主權’的分割。如七十年前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遷來台灣地區，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控制了全大陸，這只是「治能分據」，并非「主權分割」。
由此可知，「台獨」集團主張台灣地地區有「事實主權」，是違背西方主權理論的謬說，更是違逆中華傳統文化的胡說。
4、不可移讓性：
這是盧梭特別強調的特性，後世學者多數同意其觀點。按在古代西歐的王權時代，主權為國王所有，國王常把釆邑﹙土地﹚封贈給諸侯，這不是「主權移讓」，只是「治能」移讓。西方到了民主時代，主權在全民，民意代表組成議會行使立法等權力，不是人民把「主權」移讓給了議會，也只是「治能」的實施，因為人民依主權的力量隨時可以把議員的權力收回來﹙以罷免、複決、重選等方式﹚。
由此可知，如1895年中國因甲午戰敗，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只是縮小了原有中國主權所行使的 「領土」範圍，而不是把「部分中國主權」移讓給了日本
；更不是把「台灣主權」割讓給日本，因為台灣自身沒有主權。同理，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嚴格言之，只是「收回領土」或「光復香港」，不應稱為「主權回歸」，因為香港這塊領土本身沒有「主權」，收回這領土也不影響到英國主權。
綜上所述西方的「主權」理論，可證民進黨集團所說的「台灣主權獨立」等有關論據，是完全不成立的。只是因為西方的主權理論很抽象繁難，一般人想了解它并不容易，所以「台獨」集團就拿來唬弄人，而且唬弄了三十多年！我之所以費力作此澄清，是希望有助於社會大眾今后脫出此名詞唬弄的圈套。
三、兩岸現行憲法規定
其實，歪理只能騙部分人於一時，真理才能可大可久。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便是孫中山先生的「人民有權」思想的法制性宣示。所謂「國民全體」，指的是全體中國人；依《國籍法》規定，甚至包括全球的中國人﹙中華民族﹚在內。因此，「台獨」集團妄圖割出台灣這塊領土而立另一個「主權」，那就等於同全體中華民族對抗了。
更嚴重的是，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一項只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根本不採用西方的什么「主權」概念，在《序言》中卻明白宣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民進黨「台獨」集團如果再執迷不悟，仍以為在台灣的國民黨勢孤力弱，對他們沒有了辦法，故可以搞出個「台灣主權」來，把台灣這塊國土割出去，那就等於與大陸十三億同胞為敵到底，最後只有招來中共以武力討伐「民族叛逆」了。
戉、理性的回歸
我基於同「台獨」人士周旋及研究有關思想四十年的經驗，深知最終需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作如此推斷的理由是：很多的民進黨人士都有回歸理性正道之可能，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在選舉時更會回歸理性的選擇，執迷「台獨」意識形態至死不改的人到底是極少數。中共既然堅持「和平統一」原則，自不會只針對那撮至死不改的「台獨」分子而輕率動武了。
爰以從個人到群體的回歸理性實況，作分別的實證。
一，個人回歸理性的例證
從1978年12月5日的‘中山堂 事件’算起，當年的「黨外人士」集團，組成分子本來很複雜，有左派的，有民主理想派的，也有只想選舉的政客，當然「台獨」派可能占了多數。當時他們之所以結合在一起，共同目標就是「反國民黨」。隨着國民黨當局採取‘逐漸退讓’的戰略，即是使他們的「共同目標」發生了變化，這個集團的內部也逐漸分化了；很多人回歸理性的思考，作出了不同的選擇。為了闡明此理，以下特選九位標竿性人物為例證。
1、康寧祥：他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黨外人士」，聲望比黃信介高。1975年曾與黃信介合辦《台灣政論》月刊，對「黨外」運動貢獻很大。但康向來主張溫和的「議會路線」爭取民主，并不贊成激烈的群眾路線，所以和黃介信所代表的集團有大分歧。康雖然參加了1978年12月5日的中山黨集會，但事后卻不加入《美麗島》黒拳幫集團，而自辦了一個《八十年代》刊物，鼓吹溫和的「革新保台」理念。「高雄事件」他也不參加，乃保全了他自己不致捲入刑事追訴之中。這種明哲保身態度引起黒拳幫新生代十分不滿，1983年「黨外編聯會」發起了強烈的「批康運動」，自此康與他們漸行漸遠。這個編聯會就是后來的「新潮流」派系，直到目前仍是台獨集團在政壇上最強悍的團體。
2、余登發：他是最著名的「台灣民主先驅」人物，高雄縣最有勢力的民間派系﹙黒派﹚開創者。余登發本人及其家族曾做六任高雄縣長，多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在台灣是最顯赫的「政治家族」。在「黨外人士」集團中，他也極受尊崇。1979年元月21日著名的「橋頭遊行」，康寧祥、許信良、黃信介、林義雄、陳菊等重要的「黨外人士」都參加了，為的就是聲援余登發，因為他當時捲入了「吳泰安間諜案」，由此可證他高地位之一斑。余登發雖因反對國民黨而名列「黨外」集團，但他卻有深厚的中華民族感情，堅決反對「台獨」。1988年他與胡秋原同任《中國統一聯盟》首屆主席，并曾率團到北京參訪，大受北京禮遇。
3、費希平：他是老立委。「高雄事件」后，同情被捕的「黨外人士」，常以立委身分聲援他們。後來直接參加「黨外公政會」，且出任首屆理事長。此會就是「民進黨」的前身。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集團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集會，本來召開的名目是針對年底國代立委選舉的「後援會」，經朱高正率先提案「立即組黨」，在場人士熱烈響應，於是費希平宣告：「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他因此而名列「創黨委員」的第2號。費老雖然主張「民主」而反對國民黨，但他絕不贊成「台獨」，并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後應保留「大陸代表」，以免同大陸斷絕且淪為「台灣地方議會」。此種情懷與「台獨」思想完全不同，故常被把持民進黨的「台獨」分子辱罵壓迫，於是費希平在1988年12月19日發表《退黨聲明》，痛斥民進黨內一些人「不但台獨思想異常濃厚，而且有法西斯的霸道作風」。
4、陳鼓應：原是國民黨員，在台大時鬧出個「哲學系事件」轉向反對國民黨。1978年底為了選舉，與台獨分子陳婉真聯名發表《告中國國民黨宣言》，我去中山堂 就是因看到這篇宣言而起的。在中山堂 集會上，我親耳聽到陳鼓應發表激烈言論，指「國民黨的黨官已變成叛逆」，因為他們「只照顧大財團，不照顧工農群眾」云云。他的思想非但不是「台獨」，反而傾向中共的左派理念，故被人稱為「小左派」。中山堂 集會後，由於美國與北京建交，當局作了停止選舉的緊急處分，陳鼓應不久便去美國轉到北京教書，從此脫離政治，專攻《老子》學術研究。當時同陳參加「黨外人士」集團的黃順興、何春木、孟絕子等人都是「小左派」，不久也脫離了該集團，黃、何二人且到北京發展自己的事業領域去了。
5、林正杰：本為國民黨員、眷村子弟。70年代中期因幫助康寧祥、郭雨新、許信良等人的競選活動，轉而反對國民黨。林正杰長於街頭政治活動，敢說敢做，有「街頭小霸王」之稱。1981年他與陳水扁、謝長廷當選為台北市議員，常聯合質詢，言辭犀利，弄得國民黨頭痛不已，有「黨外三劍客」之稱。1988年加入民進黨，在黨主席選舉中，支持黃信介，批評姚嘉文，黃信介因此將林正杰列入該黨的中常委。1991年因「台獨條款」列入《黨綱》之中，林正杰大表不滿，於6月宣布退出民進黨。2015年支持洪秀柱，洪出任國民黨主席時，林正杰恢復了國民黨籍。總之，林正杰敢說敢幹，在80年代對「黨外」集團貢獻不少，只因思想反對「台獨」，終無法在此集團立足。
6、沈富雄：為民進黨內少數學有所成、思維敏捷之士。1966年他已在美國取得醫學博士學位。70年代在美國常參加「台獨」活動，直到「民進黨」成立後才回到台灣做醫生。1992年起，代表民進黨連任了四屆立法委員，曾被一些傳媒評價為「最佳立委」。陳水扁當政時，沈富雄常加批評，有黨內「孤鳥」之稱。2007年宣布退出民進黨。嗣后常在電視節目中批評時政、褒貶人物； 表現得頭腦機敏、口才便給，有「智多星」之譽。總之，沈富雄給人總體印象是一位才智之士，他早年之所以參與海外的「台獨」活動，只是基於「民主」理想，但本質不是「台獨」，所以最後終必回歸理性，離開了一個他認為「已經沒有了價值」的民進黨。
7、朱高正：德國哲學博士，專研康德，有多種著作。1980年代中期，回台灣即熱心政治，參與「黨外」集團。1986年9月28日「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圓山飯店開會，就是朱高正率先提案「立即組黨」的，所以他對「民進黨」的功勞很大。嗣後他當選了增額立法委員，以一個博士身份卻喜「暴力問政」，其言行常轟動社會，乃有「國會戰神」之稱。1991年他因不贊同「台獨」，退出民進黨，後來自創「中華社會民主黨」，又曾加入「新黨」。1998年後退出政治，專心到大陸研究哲學。在90年代初，朱高正對李登輝的種種做法很不滿，曾在報上發表《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公開信，痛斥李登輝，內容精彩。最近發表文章說：「台灣從四小龍之首搞成民不聊生，禍首就是李登輝」，又說：「民進黨從來沒有主張台獨，只是反國民黨一黨專政。如今民進黨已經不是民主政黨，變成舉着台獨旗幟的幫派及犯罪組織！」
8、陳文茜：屬於追求民主理想的才女型人物。原在美國求學，1995年回台加入民進黨，且出任「文宣部主任」之黨職。她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四年之後即退黨，自此以無黨籍身分，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常批評當局，很快贏得社會聲望。2001年選上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的發言多受媒體注意。她在立委任內做了二件重要的事：2004年3月19日發生槍擊陳水扁案，當天晚間她在記者會上說：「槍擊案是陳水扁自導自演的」，且有奇美醫院的小護士為證。雖然那位「小護士」迄今都未出面證實，但「自導自演」的說法仍使許多人迄今深信不疑。其次是在立法院以法律技巧寫了一個《公投法》草案，實際是個不可能成案的「鳥龍公投」，由是她一直被民進黨人痛罵。直到2017年12月民進黨修改《公投法》，變成很易成案，2018年11月地方九項選舉，夾上了10項公投，結果全過關而對民進黨不利﹙詳見後文﹚，使蔡氏台獨集團十分困擾，很多「民進黨」人反而覺得「鳥龍公投」的設計是高明的了。陳文茜當了一任立委就不再選，從此投身大眾傳播領域，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更大了。
9、鄭麗文：在台灣大學 法律系就讀時，就熱心學運，常參加民進黨的街頭運動。後到美國留學，修得法律碩士學位。回台灣即加入民進黨，出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1996年代表民進黨選上國大代表，并任黨團副總召集人。又當民進黨「青年部主任」。2000年陳水扁執政，許多舉措與她的理念不合，於是漸漸公開批評當政者。2002年終於退出民進黨，并到英國取得劍橋國際關系博士學位。2004年3月27日，因陳水扁靠二顆子彈當選，泛藍團體在總統府廣場大集會抗議大選不公，鄭麗文公開主持大會，表現出色。次年國民黨主席連戰主動爭取她加入國民黨，後并擔任黨中央「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嗣後常在新聞媒體出現，公認她是一位有內涵且年輕貌美的女性政治人物。
除了上列九位之外，還有更多的民進黨人或當年的「黨外人士」早已回歸到理性的道路，只是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列出了。
二、群體回歸理性的例證
除了個人回歸理性之外，整個社會的「群體」普遍回歸理性更是值得注意的。2018年底的「地方九合一選舉」結果，憑韓國瑜一個人便把民進黨長期盤據的高雄翻轉，不但獲得了市長勝選，而且還形成席卷全台灣的「韓流」，令民進黨慘敗。何以會有此奇蹟？回歸理性的民心好比一推乾草，韓國瑜的競選風格好比一枝火把，一下子就點起熊熊烈火了！
尤令人驚奇的是，自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以來，不斷高唱公投，此次果然以十項公投綁著「九合一選舉」，結果民進黨全輸：其中的七項﹙反空氣污染、反深澳蓋電廠、反日本核污食物入口、以核養綠發電，以及反同性婚三案﹚是對民進黨不利的，全部通過。其餘三項﹙東京奧運用台灣名義參加、同意同姓婚姻二案﹚是對民進黨有利的，全被否決。這種結果充分證明了民眾的的理性選擇，嚴重挫傷了「台獨」的威信。誠如中共說：「依靠台灣同胞」，此言證實了。
四十年來反「台獨」的體驗，使我堅信，無論從什么角度作探討，「台獨」都是錯的：在道德上是不符人性的﹙下節詳﹚。在文化上是荒謬的。在國際上是不可行的。用「台獨」意識在國內政治競爭，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終究不得善果的。對民生經濟發展絕對不利的。
尤其不利於民生經濟發展這一點，已完全被這次「九合一地方大選」的結果證實了。民進黨「台獨」分子統治了高雄市廿年以上，搞到欠債三千億，民窮財盡，韓國瑜高呼「人進得來，貨出得去，高雄發大財」的簡單口號，聲稱要救「又老又窮的高雄」，登時喚醒了高雄人的普遍理性，他就大獲全勝了！
三、「台獨」的根本錯誤
本項的論斷來自儒家孟子的「良知」論及西方哲學之啟示，「台獨」最根本的錯誤，還在於它的思想及主張不符人類的‘道德理性’
。按人與禽獸的最大分別，就是人有天生的‘道德理性’，禽獸沒有或者極少這種理性。這不是一種「學說」，而是經過確證的。孟子以「四端」證實了人有良知良能，所謂「良知良能」就是道德理性。人類天生對父母祖先有感情，也知道應報答養育之恩，這就是‘道德理性’的起碼表現。
中華文化有五千年的優秀傳統，在這傳統養育下的人群稱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正如牟宗三先生說的「中國不是個政治單位，實是一個文化單位」，故中國不只是現代西方觀念的「國家」﹙ State、Nation﹚。也正如錢穆先生說的：政治性的朝代不管怎樣更換，唐、宋、元、明、清都是同一個中國；在悠久優秀的中華文化籠罩下，整體就是「中華民族」，每個分子﹙個人﹚都是「中國人」，故每個中國人都尊重中華文化，都不能數典忘祖，這便是‘道德理性’的自我要求。
近三十年來的「台獨」分子，僅僅為了政治的一時性原因，甚至為了滿足個人短暫的欲望，居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還妄想以「台灣主體性」之類的荒謬理論來否定中華文化，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更不是甚么「民主」問題，正如胡佛教授晚年所說的，實是上升到頂峰的「道德敗壞」問題了，可能就是喪心病狂了。
何以言之？依德國大哲康德哲學，道德理性是一種「無上命令」，人是必須遵從的；不是別人強迫我去遵從，連上帝也不能強制我遵從，只是我自已的良知命我必應如此；我既是一個「人」，不是一頭野獸，就自當如此。反之，若一個人心智出了大問題，就不服從自己的「無上命令」了，這種人就俗稱「喪心病狂」了。民進黨中有少數「台獨」分子，不但否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要否定中華文化，必然是心智出了問題。我之所以一生堅持「反台獨」，根本原因在此。我之所以堅信「台獨」必被中華民族掃入歷史灰燼，根本原因也在此。
已、台灣價值
「台灣主體性」及「台灣價值」兩個詞語，是蔡英文及「台獨」人士近年常說的。這兩詞語抽象而具「學術」味道，縱是高水準的人也不易理解，一般群眾更難明白了，所以又較有欺騙性；玩弄文字遊戲本來是他們的慣技。其實這兩詞語很簡單，前者所指就是達成「文化台獨」目標的各種「去中國化」手段，後者所指就是把台灣建成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的「台獨」目標。
如前所述，1991年《台獨黨綱》中第3項主張及1995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有關「文化台獨」的論述，早已明白點出了：
在發展國民意識上，我們亦推動了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了國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
後來透過一些台獨學者著作﹙例如2007年政大教授薛化元有《建搆台灣主體性與國家認同正常化》一文﹚，把這些「去中國化」的具體行動稱之為「台灣主體性」，故這個詞語就是文化台灣的「總路線」了。最可笑的例子是，在陳水扁時代當上教育部長的杜正勝，為了「實現台灣主體性」，竟然把台灣地圖轉變成為「世界中心」，當時還引起文化界一致的批判和恥笑。
一、「台灣價值」一詞的來源
至於「台灣價值」詞語，是2018年1月22日蔡英文針對台北市長柯文哲首次提出的。當時她接受一家電視台專訪，回答「柯文哲是否為民進黨的盟友？」問題時，這樣說出這個詞語：「柯文哲必須再次確認台灣價值，讓民進黨支持者認可」。因為前此不久，柯文哲主張「兩岸一家親」，被綠派大罵，故有此專訪問答。此問答一出現，引起各路人士整年議論紛紛。
蔡英文在拋出此詞語之後第四天，即同月26日，偕柯文哲視察台北市的公共住宅時又說：「 台灣價值除了主體意識外，照顧年輕人的居住權利也是台灣價值」，可證在她心目中，「台灣主體性」與「台灣價值」是連結的，兩者是二而一的東西，實質就是「台灣主權獨立建國」，不過她用玩弄名詞方式而不明白說出來而已。但一些「台獨」分子便明白的說了，例如姚嘉文、陳菊就曾公開地解釋：台灣價值就是「主權獨立」、「前途自決」。
有趣的是，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教授卻說：「2018年九合一選舉，蔡英文從一開始說以台灣價值自居，一個空洞的名詞導致民進黨完全失去原有地盤。」另一位民進黨資深黨員邱筱芬更激烈地說：「台灣價值陪着蔡英文壯烈成仁，一起燃燒至灰飛煙滅，民進黨32年的根基被蔡英文一次敗光」。由此可證，蔡英文說的「台灣價值」，連許多民進黨人也不讚成。
二、「價值」的複雜性
蔡英文一提出「台灣價值」，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質疑，很多人且提出自己認定的價值，這現象是必然的，因為所謂「價值」，既有個人認知不同的歧異性，又有高低的層級性。
關於同一個事物的「價值」之歧異性，南傳佛教經典上有個有趣的譬喻：一位天真小孩子、一位鄉下人、一位銀行家，這三個人看到同一堆放在桌子上的鈔票，各人「認知」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這堆錢對他們的「價值」是各有歧異的。小孩子看到的，是一堆有彩色的長方形的漂亮紙片，覺得很好玩。鄉下人看到這堆錢，知道可以買許多自己想要的東西。銀行家看到它，不但了解在交易上的用處，而且還知道這堆紙幣是何處印造的、是真鈔還是假秒，甚至還了解經濟學上的通貨理論。由是，在五蘊﹙色、受、想、行、識﹚中，那個小孩子的「知」是「想知」﹙即見事物的殊相而起「玩」這個名言概念﹚。那位鄉下人的「知」是「識知」﹙即一般人了解錢可購物的價值﹚，只有銀行家才有通曉全局的「知」，這種知才是「智慧」。換言之，同一堆鈔票，對這三個人的「價值」是不同的；這是主觀的價值。﹙詳見拙著《現代佛學別裁》第六章慧學節﹚。
但「價值」不純是主觀的，同一事物也可有其客觀的價值，而且此種價值有層次高低的不同。當代大哲唐君毅先生指出，客觀價值有三個等級﹙詳見氏著《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第四章﹚：
第一類富貴的價值：‘富貴’是人的欲望對象，包括錢財、美色、權力、名聲等。此類價值通常只會引起他人一時的嫉妒，不能恆久被他人所贊賞。
第二類才藝的價值：如知識、才藝，以及其他對人對事的才幹技能等。一個人若有此類價值，就足以刺激他人的向上心，喚起其潛伏的求真求美求才的性向，以期自己也能得到這種價值。故有這類客觀價值，恆獲得他人普遍性承認、贊賞。例如李白、杜甫的詩，王羲之的書法，張大千、齊白石的畫、獲得奧運獎牌的運動員、獲得大獎的演員、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等等，都是此類客觀價值。
第三類道德的價值：這是人類最高的價值。一個人只憑自己的意志行為表現，就獲得他人真心的崇敬，而且奉為仿效的榜樣，就只有道德價值，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漢蘇武節，乃至關公的忠義、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捨生成仁，都是凜烈萬古存的客觀性道德價值。
所謂「價值」既有如上述的複雜性，這就難怪蔡英文拋出「台灣價值」一詞語，會引起各方的質疑及意見紛紛了。我綜觀各種見解，蔡英文所謂的「台灣價值」仍是指向「台獨」，不過以較含糊的「文青」式語言說出來而已。至於「台獨」分子所說的內涵是同蔡英文一樣的；非「台獨 」人士所說的「台灣價值」大抵只屬低層次的「想」、「識」之知，未達最高層次的道德理性之「慧見」。
三、「台灣價值」的標準
管見以為，台灣的最高層次的價值，必是與全體中華民族前途有密切關連性的價值，才是道德理性的智慧選擇。至於如何達至這境界，我在去年初才出版的《南懷瑾研究》有段這樣的話，可供參考﹙詳見台北蘭台出版社出版此書及大陸浙江出版社版《通家人師南懷瑾》第八章﹚：
南懷瑾先生早在四川時，年紀也不過廿多歲，就體會到中國文化衰落的憂慮。到臺灣以後，更親身見到日本統治五十年後此地變成「文化沙漠」的實况，因而發出「國家不怕亡，亡了還有辦法復國。如果文化亡了，則從此永不翻身」的深沉喟嘆，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此他决心要盡一己之力來繼承發揚中華文化的慧命；可以說，他一生做的就是這件事。
南先生這種思路，顯然不是出自他個人的偏好，更不是出自一位讀書人即興式的浪漫，實在是出自深沉的睿智，且有其歷史客觀性根源者。早在1980年間，他在臺北講《老子》時已指出：
照歷史法則的推演，應該是丁卯年（1987）以後，我們的民族氣運與國運，正好回轉走向康熙、乾隆那樣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續兩三百年之久。
這段話是南先生深沉睿智的最有力證明。試想，他下這斷論時，距鄧小平宣告「改革開放」政策不過一年多，根本談不上成效，當時國際諸多領袖人物對之且不看好，此時南先生便作此斷論，若說他沒有推演歷史的睿智，曷克臻此！大局發展了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昂然成了富强之邦，當年瞧不起中國的列强現在都刮目相看了！這就更證實了南先生確有先見之明。
依我看，中華民族如今正力求復興傳統文化，必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中國夢之實現就不止是「漢唐盛世」或「康乾盛世」，而是以全球爲範域的「周朝擴大模式」，也是大有可能實現的了。所謂「周朝擴大模式」，就是以中國現有領土版圖爲京畿，在保持世界各國各民族原有的特色、尊重其本有的權利之原則下，以文化的同化力去融和世界各國，以經濟力去幫助全人類，由是自然形成類似周天子與各國諸侯的關係。這是「王道」精神使世界走上「大同」之路了。當然此事牽涉極多問題，希望各界有道之士多加詳研。但我確信，這是中國有識之士的思想主流；盱衡當前大勢，這理想的實現是大有可能的。
南先生這條思路，就是百多年來近代中國的主流思想。同時代的學術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大哲的思想，都是與這條南先生思路同性質的。這主流思想的精義是：
1、中華民族自1840年代以來，受盡外人的欺凌，中國人必須要奮發自強，力求民族的復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中國精英分子的使命，故中國人百多年來所有代表性思想，無不指向復興中華之總目標。.
2、求民族復興的具體方法，就是以中華文化為本位，吸收融合全世界各民族的優良文化。這樣的融合，可說是「中華文化第三次大融合」；按首次融合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學說和鳴共震，第二次融合是隋唐時代融入印度佛教文化。「有容乃大」本是中華文化的最優特點，中華民族也因此而可大可久；所以此第三次大融合是必然成功的。
3、在融入西方文化方面，迄今仍是「五•四運動」時所立的兩大目標：‘科學’與‘民主’﹙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前者指科學的研究精神與科技器物的學習與精進，內容較直捷單純，故近百年來中國人齊心努力，今天已有很大的成就，中國大陸亦因此而崛起為富強之邦。‘民主’目標則複雜多了，它涉及思想與制度極繁雜的諸多問題，稍有不慎，便會釀成災難。早在張之洞時就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光緒的「百日維新」卻釀成大禍，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設計更是具體採用了西方政制，而中共在改革開放前的政制則多為蘇聯模式的。總之，無論引入什麼政制模式，都是希望能為我中華民族復興之所用；但努力了一百多年，其間已經歷許多曲折災難，迄今仍在摸索中前進。今天中國人已深刻認識到：西方民主政制，尤其美式民主，固然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未可奉為「普世價值」，必須善於取捨，方不至發生危險。近三十年來，中共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十九大更進一步宣示「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到底前三個‘自信’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在美國的著名華人學者李成於2016年底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所說的，不失為好解答：
中國不會成為與西方完全一樣的民主國家，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正進行有價值的探索。因循守舊和顛覆性巨變都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出路，漸進的、制度化的不斷變革才是中國應該尋求的第三種政治發展途徑。
中國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過去二三十年發生很多微妙的變化，它在進行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中國式探索和試驗，尋找中國自己的制度化乃至民主化路徑
。這種探索不是中國獨有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兩個國家的民主模式也沒有完全一模一樣的。
4、不僅要融入西方政制，還要把中華文化的優良因素推廣到全世界。這是終極性大融合，吾人要特別注意！早在1958年元旦，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四位大哲聯名在香港發表了《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之共同認識》。這篇長達四萬字的大作就是主張：我們不但要把西方的民主政制及科學精神融入中國，而且要進一步把中華文化的優良特質擴及全世界，亦即揭示了全人類走上「大同」的可行途徑。
具體來說。中華民族固應吸收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主要是指：科學思想及科技特長、客觀化的民主政制，乃至宗教精神之虔誠﹚來充實自己；相對的，西方也應學習中華文化的「圓而神」精神﹙主要是指：天人合一之理想、成聖成賢之學、悠久無疆的歷史意識，乃至天下一家的情懷﹚。這樣，便是真正做到了東西方文化的會通，世界上每個人都成爲孟子所說的「天民」（不再是哪一國之民，而是天下之民）了。這樣，不但‘中國夢’成真，而且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世界大同’理想也實現了！我想，習近平先生所说的第四個自信﹙文化自信﹚，应是指此而言者。
四、台灣的最高價值———中華民族的「民主試驗區」
顯然，符合上列四條現代主流思想精義的，才是最高的「台灣價值」。那麼，如何落實這最高價值呢？記得我在1990年5月間首次訪北京，同中共多位高層人士談過兩岸大局，他們對老蔣先生當年所說「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的提法，很是贊賞的。今天如果依這條思路去探索及實踐，應是「台灣最高價值」的好思路。具體言之，就是：
1、海峽兩岸雙方官民皆應努力，維持和平穩定、雙方致力於經濟的發展。尤其面對今天台灣社會的經濟困境，宜支持韓國瑜的理念，幫助台灣民眾解脫貧窮困境，才是當務之急。套句鄧小平先生當年決心改革開放的名言：台灣當前求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2、台灣內部的政治問題，在求兩岸和平的原則下，就依民意之所向，照現狀的「民主模式」，導向理性的方向去逐步轉化與發展即可。我相信，在「台灣求經濟發展」、而「中共亦不放棄武力」的方向與護持下，台灣內部的理性回歸自然會加速而擴大的。
3、中共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過程中，宜把台灣看成是一個「民主政治實驗區」，不必急着統一，尤其盡量避免武力解決。在台灣試驗過的政制，如認為有適用於大陸的，就引回去推行。不適用的，就不予理會。這也就是「台灣價值」的頂峰了。
《中庸》有云：「曲能有誠」，能如上述三點思路去實踐，自必有統一的時機出現。這也就是落實了習近平先生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大會上的昭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當然也是「五•四運動」所立的‘民主’目標逐步完善了。
蔣經國先生在四十年前說過：「台獨就是台毒」。習近平最近也說了：「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不佞以「反台獨四十年」的體驗，深知海峽兩岸這兩位領導人所說完全正確！既是「台毒」，台灣同胞終必唾棄之。既是「逆流、絕路」，必被中華民族的歷史主流所淹沒。
﹙ 民國－0八﹙2019﹚元旦成稿，己亥年元宵修正定稿﹚
四十年來島內「台獨」與反「台獨」活動總檢
勞政武 撰
勞政武著，《反獨護國四十年》，蘭臺出版社出版
目次
甲、早期的「台獨」活動
乙、「黨外人士」時期的「台獨」活動
一、中壢事件的鼓舞
二、中山堂 事件——「台獨」島內公開活動之始
三、中泰賓館事件——反「台獨」活動之始
四、高雄事件
五、成功組黨的因素
丙、民進黨成立後的「台獨」活動
一、蔣經國的無奈與寬容
二、李登輝栽培運用「台獨」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之演進
1、早期的論調
2、「住民自決論」
3、「主權獨立論」
4、「台獨黨綱」
5、「台灣前途決議文」
6、「正常國家決議文」
丁、「台灣主權」破析
一、西方的主權﹙Sovereignty﹚理論
二、依論析事
三、兩岸現行憲法規定
戉、理性的回歸
一、個人回歸理性的例證
二、群體回歸理性的例證
三、「台獨」的根本錯誤
已、台灣價值
一、「台灣價值」一詞的來源
二、「價值」的複雜性
三、「台灣價值」的標準
四、台灣的最高價值——中華民族的「民主試驗區」
…………………………………………………………………………………………………………
2018年11月24日舉行的‘台灣地方九合一選舉’，以蔡英文為首的台獨集團慘敗。這樣的結果，不但有空前的意義，而且對台灣今後的內外局勢必有深遠的影響。
所謂‘空前的意義’，要回顧四十年來「台獨」與「反台獨」運動的緣起、演變過程，以至對照今天的結果，才能理解清楚。
所謂‘深遠的影響’，要從今後島內政局的趨向、兩岸關係的演變、兩岸與美國大三角關係，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這四大課題的探討，方可望觀照明澈。
本文僅就筆者力所能及，略述有關問題，以作本書的總結。
甲、早期的「台獨」活動
「台獨」的產生，大抵起於1947年初的‘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初期的代表人物是廖文毅及王育德。廖重在台獨活動，王重在台獨思想。
廖文毅﹙1910～1986﹚早在1947年9月即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主張台灣應交給聯合國託管。他後來在香港無法立足，乃流亡到日本，1951年在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標榜「台獨」了。1956年在日本進而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他自任「大統領」。這樣活動了幾年，也搞不出什麼明堂；於1962年接受政府招安，回到台灣受蔣公禮遇，安排他擔任‘曾文水庫 建委會副主委’的職務，嗣後又參與台中港 的建設，直到去世。
王育德﹙1924~1985﹚與廖文毅致力於政治活動的興趣不同； 他具有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一生致力於「台獨」思想的寫作與散布。首次在日本辦《台灣青年》日文版雙月刊，大力鼓吹台獨思想。他有多本著作，代表作《台灣——苦悶的歷史》，原作為日文，後譯為中文。很多後來的台獨分子自認受這本書影響很大。此書內容盡是數典忘祖的漢奸論調，《龍旗》創刊號即曾登出劉添財文章，對其謬論加以痛斥﹙全文見本書第 頁﹚。
直到1978年為止，廿多年來，「台獨」的公開活動只能限於日本、美國。活動方式，大抵以刊物鼓吹台獨意識、成立各種台獨組織為主。也曾採取多次暗殺行動，最著名的就是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鄭自才在美國紐約刺殺蔣經國未遂。他們之所以長期在美日活動，當然是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支持，方能如此。
海外台獨分子也曾千方百計潛回台灣。由於台灣地區仍在戒嚴，政府對台獨分子防制得很嚴，所以在這廿多年間，海外台獨集團根本無法在台灣島內公開活動；只好秘密搞恐怖行動，其中最著名有二次：一是1976年元月6日破壞高雄變電所，造成南部六區域停電三小時，工業損失嚴重。更嚴重的是，同年雙十節台獨分子王幸男寄郵包炸彈多個，企圖謀殺黨政大員。其中一個炸殘了台灣省主席謝東閔先生的左手，以致永遠失去左肘，裝上義肢。
炸殘謝東閔左肘的事，不只是單純的一次恐怖行動，而是造成了日後的深遠影響。一年半﹙1978年3月﹚以後蔣經國出任第七屆總統請東閔當副座，只因左手殘廢影響了健康，1984年謝東閔因此堅持不再連任，蔣不得已而找了李登輝取代副總統之職。蔣經國逝世之后，潛伏性「台獨本質」的李登輝於是有機會攫取了國民黨的大權﹙詳見後文﹚，導致三十多年台灣內部混亂之惡果。重大的歷史常起因於一件偶然的小事，所謂「大風起於微末」；謝東閔一次偶然的不經意打開郵包，誰能預料到後續的重大 影響？能領悟佛家的因緣原理，才會警惕人間「因果鏈」的可怖吧！
總而言之，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起到1978年底止，約有卅年期間，可以說是「台獨」活動的早期。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在海外的日本、美國，但不斷透過種種管道向島內滲透傳播，漸漸積蓄了民間力量，終於釀成了島內的所謂「黨外人士」集團公開抗爭形式，亦即進入了「台獨」運動的第二階段。
乙、「黨外人士」時期的台獨活動
此階段起自1978年12月5日「中山堂 事件」，終於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為期八年。
「中山堂 事件」發生後四十年來，歷來正派的報章僅着重說它是「勞政武抗議黨外人士非法擅改國歌事件」。其實，我去抗議是小事，只是當時鬧成大新聞所形成的說法；這次事件有兩層重要的意義，卻是迄今少有人注意的：1、這是台獨分子首次在台灣內部公開大規模活動，對國民黨當局造成很大壓力。2、也是台灣民間人士自動自發「反台獨」的起點。關於第2點意義，在《疾風》雜志創刊號曾有詳細報導﹙詳見本書第 頁﹚，於此不必重贅。下文只就第1點作概略的交代。
一、中壢事件的鼓舞
1978年12月5日發生的「中山堂 事件」，是一群自稱為「黨外人士」的政治人物首次大集合，其性質是「台獨」力量在島內首次公開化。如前所述，自「二二八事件」以來，垂三十年之久，台獨分子只能在日本、美國活動，千方百計都無法回到台灣內部作公開的斗爭；那么為何這次以台獨為主流的「黨外人士」集團敢這般猖狂？原來他們是受到 了前一年發生的「中壢事件」所鼓舞之故。
1977年底，台灣舉行五項地方﹙縣市長、縣市議員、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縣轄市鎮鄉長﹚選舉，國民黨提名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而深受國民黨栽培的省議員許信良也執意要參選。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親自出面勸退，許信良拒絕，且悍然不經黨提名而自行依法登記參選，國民黨只好宣布開除他的黨籍。深知國民黨又有選戰經驗的許信良，以「青年才俊」之姿，在選戰中以「革新」、「防止作票」二項訴求為主，果然糾合了群眾，造成風潮。11月9日投票日的下午，許信良競選團隊以中壢市第213投票所「開票作弊」為籍口，鼓動民眾前往鬧事，與駐警發生衝突。警察乃將該投票所主持人范姜新林﹙中壢國小校長﹚帶返中壢分局加以保護。在許信良的持續鼓煽下，大量群眾湧向包圍分局，從中午到翌日凌晨3時多，暴亂逐漸升級； 砸石頭、燒警車、縱火燒分局房舍，結果造成二人死亡，多人受傷，許信良終於當選了桃園縣長。
「中壢事件」是國民黨遷台以來空前的民眾暴力事件，全台為之震驚，時任中央秘書長的李煥迅即被蔣經國解除職務。此事件對「台獨」分子及其他不滿國民黨的人都是莫大的鼓舞，讓他們領悟了：以各種藉口煽起群眾的情緒，積極參與各項選舉奪得政治權位，是可行之路。他們也深信，人有了政治權位，自然就能獲得社會更廣泛的影響力，帶來了國際﹙主要為美、日﹚的支持，最終打倒國民黨是可能的。
正是這種鼓勵思維下，一年後就產生了「黨外人士」集團在台北市中山堂 的大規模公開行動。
二、中山堂 事件——「台獨」島內公開活動之始
按1978年12月底將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早在8月間，一群自稱「黨外人士」的政治人物已開始在民間展開積極的活動。他們組織了「黨外人士助選團」，到全省各地為「黨外候選人」助選；同時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文件，作為「黨外候選人共同的政見」。其內容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省長及院轄市長直接民選」、「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司法獨立」及「軍隊國家化」等訴求。接着又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部」，由黃信介擔任總聯絡人。
進入11月初，他們更積極展開各種行動。在全省各地街頭，人們到處可看到張貼着印了一個黒拳頭稱為「人權」的傳單。一些標榜「中立」的報刊，如《自立 晚報》等，大量的分歧刊物《八十年代》、《春風》、《潮流》等，登着「黨外人士」的反政府言論。此時台北市的政治氣氛已變得很緊張，讓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
12月5日下午2時，‘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召開「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及中外記者招待會」。分別由立法委員黃信介、彰化縣國大代表候選人姚嘉文，以及臺灣省議員黃玉嬌共同主持。邀請康寧祥、張俊宏發表《黨外人士對國家及人民的責任》和《新生代與民主政治》之專題演講。參加座談會者包括：臺灣省議員、臺灣各地民意代表候選人、中外記者及各界人士，共計約500人。這次大集會，是中國國民黨撤到臺灣以後首次「黨外人士」一同聚集的最大規模之公開活動。
座談會開始，準備唱《中華民國國歌》時，擔任司儀的蕭裕珍要求在場人士把歌詞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我及蕭玉井、沈光秀等人不肯改唱，而且刻意大聲唱出原句； 由是引發張俊宏演講時指責我們「沒有改革的勇氣」。到了自由發言程序，我走上發言臺的麥克風前欲發言，乃造成沖衝突。因為在埸許多攝影記者拍了照片，翌日各報都以大篇幅登出此新聞及照片，稱為「中山堂 篡改國歌事件」；我也成了當時的頭條新聞人物。
在此應指出的是，他們在這次會議提出的「十二大政治建設共同政見」的內容，如果以「美式民主」觀點，孤立來看並沒有什么大錯；尤其，如果以日後發展過程來回顧，絕大多數的內容也被國民黨逐步接受了，才造成當前台灣「兩黨政治」模式。問題是，這些「政見」在當時是不可遽 行實施的，否則必導致不可測的危險。大凡政治改革必有風險：因為牽涉到很多人的理念、感情和權利；如果只知孤立地就改革言改革，縱座標不管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橫座標不管可能造成的影響，必發生嚴重的後果，歷史殷鑑不遠。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場大改革，造成嚴重破壞性影響，迄今猶未完全平復。清朝末年光緒皇帝支持的康梁新政，結果短促百日便徹底失敗。洪秀全妄圖以西洋宗教精神來建立一個「太平天國」，結果引起以曾國藩為首的傳統知識分子全面反抗，洪秀全十五年江山灰飛煙滅。光緒皇帝的「百日維新」是合理的，只是手段太急切了，依然造成不幸的結果。毛氏的「文革」與洪秀全的「天國」既不合理、方法更錯誤，結果造成全民性的大災難。因此，蔣經國先生面對當時一切改革要求，採取穩健方針、逐步改善，是英明的。
我當時在會場所關心的倒不是他們提出這些冠冕堂皇的政見，而是實際的台獨氛圍。三位主持人中，黃信介沒有什么政治理念，只是為人很豪爽，能呼朋引類的「老大」型人物；他的話沒有什么內容，但會說出「民社兩黨是廁所的花瓶」的令人發笑的譬喻。另一位黃玉嬌只是個地方型政客，講話更乏善可陳了。真正有內容的講話出自姚嘉文，他是頗有名的律師，但有嚴重的「台獨」思想，我早在二年前參與《法律世界》、《法論雜誌》的編務時就知道了
，因審查過他的投稿。這次他的講話，也是充滿了「台獨」意識。尤其，會中高唱海外「台獨」集團唱了多年的《咱要出頭天》台語歌，并宣布為他們「競選統一歌」，此濃烈的省籍氣氛，讓人深感：這根本是一場大規模的「台獨公開活動」！「抗議改國歌」不過是一個引爆點而已。我當時走上講台麥克風前想發言的，就是要質問他們：「你們怎麼可以非法改國歌，想搞台獨嗎」？ 可惜未及發言，就被他們粗暴的拳打腳踢拉扯下場了。這便是「中山堂 事件」的真相。不過這事件也有點收穫，就是從此沒有人敢公開改國歌了；直到今天40年來，台獨集團的集會都不再唱國歌而已。
順應附記的是，原定在12月下旬投票的選舉，卻因月中美國突然宣布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系，政府立即宣布「緊急處分令」，停止此次選舉。台灣於是進入內部長期動蕩階段。
三、中泰賓館事件——反「台獨」活動之始
1979年9月8日發生的「中泰賓館事件」，實質意義是反「台獨」的民眾挺身而出，首次大規模去抗議那幫「黨外人士」以辦雜誌為名、組黨為實的一次行動。
按去年12月5日發生的‘中山堂 事件’，在冥冥中似乎是兩岸大變局的一個轉捩性標誌。因為，在此事件後十天，美國宣布與北京建交；後半個月，中共即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又半個月的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確立了「三通四流」的對台新政策。在這連串的變局中，國民黨實已焦頭爛額。然而，那班「黨外人士」卻有了絕佳的發展機會； 自1979年元旦起，他們採取連串的行動，其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元月22日到高雄縣遊行支援余登發﹙詳見本書第 頁﹚。
不久，報刊上登出黃信介、呂秀蓮、姚嘉文等「黨外人士」決定要創辦一本鼓吹「台灣民主」的刊物，名稱採用荷蘭人取的FORMOSAL﹙福摩薩﹚，中譯名為「美麗島」。單用此名就引起當局的疑慮，因為在海外活動多年的「台獨」人士討厭中國的名，就是愛用此名來稱呼台灣的。由此即可推想，他們即將創辦的是一本什么性質的雜誌了。
那時我雖在台北市議會任法制編審之職，卻在外兼過兩本刊物﹙法律世界、法論月刊﹚的主筆，所以辦雜誌不外行，也有興趣寫作。我得知「黨外人士」要辦《美麗島》，就很想辦一本對抗性的刊物。那時我才35歲，年輕氣盛，一心要報中山堂 被扭打的「一箭之仇」。可是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向國民黨中央文工會求助，周應龍主任只肯補助15萬元，只及繳官方登記費的一半；經過諸般曲折，只好同沈光秀合作。他與我有三同之誼﹙廣東同鄉、政大同學，同是救總接濟的流亡學生﹚；當時他經營了一家傳播公司，創辦經費就由他先墊出了，社址也設在他的公司內。雜誌命名《疾風》，是經內部討論多次才決定的，採自「疾如風」古義，意在要以快速嚴正凌厲的文章去批判那群「台獨」黒拳幫，以期起「抑邪扶正」的作用。此刊每期都載了藏頭聯：「疾惡如仇、除黒務盡；風雲際會，再滌神州」就是言論宗旨。
1988年8月，《疾風》及《美麗島》同時在這個月創刊。這兩本針鋒相對的刊物一推出市面書報攤，社會立即為之轟動。按台灣雜誌市場很小，一般每期能銷一千本便不錯了。《疾風》初印一萬冊，不到十天便售完，緊急加印了二萬冊，到月底也差不多買光了，如是創辦費全部賺回還有盈餘。當發行人的沈光秀就在內部慶祝餐會上開懷大笑：「想不到我成了雜誌大王！」得意神態令人記憶猶新。
《疾風》發行了二個月，就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抗議黑拳幫」群眾運動。這次定名為「九•八 愛國運動」的詳情，登在《疾風》三期﹙全文見本書第 頁﹚。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天是《美麗島》雜誌在台北市敦化北路中泰賓館開「創刊酒會」，酒會是合法的，我們憑什么要去抗議？原來引發‘中山堂 事件’的關鍵人陳婉真在年中趁到美國觀光之便，竟在美國演起「絕食抗議」的告洋狀醜劇，散傳單大加詆毀污衊二代蔣先生。她的荒謬言行，《美麗島》不但大加宣染，而且藉這個酒會聲援陳女，以「中外新聞連線」來壓迫國民黨。針對此，我們先寫的一篇措詞嚴厲的《聲討叛國賊陳婉真宣言》，午後即由許承宗、李勝峰率領幾位高中生到中泰賓館大門前向街上行人散發，不久便聚集了群眾，最後人群堵塞了街道，演成這次轟動全島的「痛擊台獨」群眾運動。
總之，無論這次群眾運動的效果如何，它的意義卻非比尋常。因為，自從二年前「中壢事件」以來，台灣全省各地發生過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已難計其數，全部都是分歧分子發動反國民黨政府的，只有這次中泰賓館事件﹙九•八愛國運動﹚是支持國民黨政府而反「台獨」的。這是台灣群運性質首創之作！
四、高雄事件
中壢事件、中山堂 事件、中泰賓館事件，當時并稱為「三中事件」，短短二年之間接續發生，「黨外人士」黒拳幫集團的非法行動步步升高，終於爆發了關鍵性的高雄事件。
《美麗島》雜志創刊後，「台獨」黒拳幫便展開積極的大行動。他們計劃在聯合國的「人權紀念日」，即1979年12月5日，到高雄遊行抗議以「表彰人權」。因為當時仍在戒嚴時期，擅自聚眾示威遊行是非法的；又因為高雄地區向來「反國民黨」的民間勢力很大，更因為以「人權」為名的示威必有幕後美國人的鼓勵，所以治安機關對此行動高度警戒。
在事件發生的前幾天， 《疾風》雜誌社同仁也接到了消息，并討論了如何應對此事。卻在事件前一天，我忽然接到總政戰部執行官廖祖述中將親自打來的電話，要求我們明天不要去高雄採取什么行動以對抗，避免發生危險。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接到他的電話，心知事態必然嚴重了！於是社內決定，只派主編李勝峰獨自去高雄觀察實情﹙詳見1980年元月號《疾風》第六期，本書第 頁載﹚。
「高雄事件」對台灣日後政治影響無疑是深遠的。雖然主謀分子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林義雄、陳菊等人，在事件後都被軍事法庭判了相當重的刑﹙約十年徒刑，各人不等﹚，但大抵服到刑期一半後統統釋放出來，又立即參與政治了。更重要的是，事件仍在審判中，台獨集團立即以聲援黃信介等「政治受難者」為號召，由他們的家屬﹙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宏之妻許榮淑、林義雄之妻方素敏等﹚，以及他們的辯護律師﹙江鵬堅、陳水扁、謝長延等﹚出面參與各項選舉，屢屢能高票當選，在民間的聲勢越來越盛大；終於在事件發生六年後創立了「民主進步黨」，完成「黨外人士」集團多年主張的首要目標。
五、成功組黨的因素
任何政治目標的成就，都不是單一因素所能達致的；除了主事者努力的主因素之外，必須有其他「助緣」條件的配合，方克有濟。「黨外人士」分歧集團之所以成功組黨，最主要的「助緣」依然是它的敵對力量——中國國民黨本身，即是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採取「懷柔容忍」政策所致。為什么國民黨會對此集團懷柔容忍？分析而論，應有下面四項原因：
1、國民黨的西方民主本質
因為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而孫先生的政治思想是綜合了「規撫歐美之所長」及繼承中國傳統優良政制﹙監察、考試﹚而產生，故這個黨有濃厚的西方民主性質。1949年蔣中正先生退守台灣，國民黨痛定思痛，進行全面的「黨務改造」，確定了一條「革命民主」最高政治路線。在那麼困難時期
，1950年就着手在台灣推行「地方自治」的選舉，這就是「民主路線」的具體化。但為了生存，採取戒嚴等措施，這就是「革命路線」的不得已做法。然而這兩種相反成份的路線，到底是有矛盾的，取得平衡甚不易，以致常被一些自由派學者譏諷「民主無量，獨裁無膽」！
國民黨這種本質，同中共無論如何都「有志不改、道不變」地執着「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特質完全不同。由是，「黨外人士」黒拳幫雖然骨子裡是要搞「台獨」，但公開訴求的是美式「民主自由人權」，國民黨自然不能不懷柔以對了。
2、省籍意識的投鼠忌器
「台獨」分子多為閔南語系的省籍人士，以狹隘的地域意識來爭取群眾的認同，在歷來選舉中鼓煽仇視國民黨是他們的慣技。李登輝公開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這種話出自他的真心，就是仇視外省人的心理表白﹙詳見下節二項﹚。
自「中壢事件」后，省籍意識擴大發酵，「中山堂 事件」更是一次充滿省籍意識的公開鼓煽大會。國民黨甚為忌憚，乃籍「高雄事件」將首謀分子判以重刑，希望把這種危險的氣焰壓下去。結果卻適得其反，冒出更多的人運用這種意識作「受迫害」的訴求，在歷次選舉中大有斬獲。這時又逢蔣經國年老氣衰，國民黨當局考慮到全省人口中，閔南語系的民眾到底占大多數，在「投鼠忌器」的考慮下，就只能採取越來越軟弱的懷柔了。具體做法便是特設了一單位專門同他們「溝通」，當時負這重任的人就是梁肅戎。
3、「自由派」學者的勸說
國民黨向來尊重知識分子，忌憚學者專家的批評。這種特性應是源自孫中山，因為孫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兼通中西學問的讀書人。其繼承者蔣中正雖是軍人出身，但一生敬佩王陽明，自己的宋明儒學修養頗深厚，畢生更是敬重知識分子。他在1949年最愴惶的歲月，仍派專機到北京等地接胡適、傅斯年等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到台灣。 在台灣每年教師節﹙9月28日﹚，蔣例必公開大宴學者專家，聽取他們的建言。凡此，可證其敬重之一斑。
自「中壢事件」以後，報章上便湧現了一批知識分子的大量建言，認為政府應盡量寬容政治上的分歧言行。當時最著名的是陶百川、胡秋原、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其中後四人的言論最激切，他們都在台灣大學 任教，有「台大四大寇」之稱。他們的理論無非是站在「美式民主」觀點，認為國民黨對「黨外」集團的取締限制政策統統不對。《疾風》自始就認為，以「美式民主」來看待「黨外」集團才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打的旗號雖是「爭民主」，其實要搞的是「台獨」，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直到廿年之後，「四大寇」自己的言行終於證明了一切：那位李鴻禧迄今仍是個死硬派台獨分子。張忠棟心智有問題，領頭組織一個所謂「外省人獨台會」，為台獨搖旗吶喊。楊國樞則遠離了政治是非，後來當到中研院副院長。胡佛後來卻看清了「黨外人士」的真面目，并且批評「台獨」是反中華文化、反自己的祖先，是不道德的行為。但無論如何，他們當時的言論對當局影響不小，蔣經國之所以對「黨外」集團一味退讓，顯然有他們的影響因素。
4、美國的干預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為了救亡圖存，不得不依靠美國。而美國原想拋棄國民黨，但發生了韓戰，為了圍堵中蘇共產洪流，視台灣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在全球戰略上大有利用價值；所以自始就極力想全方位控制台灣。
所謂「全方位控制」，不外四方面：1、軍事協防，2、經濟援助，3、推行「美式民主」，4、培養親美的人事。今日客觀回顧歷史，同南韓李承晚、南越吳廷琰的悲慘下場比較起來，老蔣先生應付美國是做得卓越的：
對於1、2兩點，原則接受，但若可能有大害的則峻拒。如初期美國人曾提議，國軍的薪餉全由美方負責，條件是在每個連隊派一「美軍顧問」。此議被老蔣拒絕，據高層傳出他的憤怒之言：「這樣做，我們的軍隊豈不是變成美國的雇傭兵了？我們窮死也不能接受！」美國人也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凌空在台北設立一個「美軍顧問團」，只作國防部的「顧問」。
對於第3點，老蔣確立了國民黨的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這是「辯證性」的聰明處理，這屬性使得美國人大力支持的「民主人士」不能到台灣內部活動。這也就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權」旗號的台獨分子，當時也只能在美國、日本活動的根本原因。
至於第4點，大凡涉及人事問題就復雜了。國民黨遷台之初，曾任命原上海市長的吳國楨為省主席； 因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出身，思想作風親美，用他便於爭取美援。吳在職時與陳誠、蔣經國不和諧，乃憤而辭職，遠渡美國。在美常寫文章攻擊台灣當局為「警察國家」等，嚴重到被胡適斥為「沒有常識」、「缺乏道德感」； 最后終老於美國。最嚴重的是孫立人。他是北京清華大學 土木工程系、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出身，曾率中國遠征軍到緬甸抗日，立有功勳，來台後任陸軍總司令。他接受美國的建軍思想，反對蔣經國建立軍隊的「政戰」體系。美國認為他是親美的人，甚至有意培養他取代蔣介石。更因他恃才傲物，不善與人相處，終於演變成「兵變」大案，被解職後終生軟禁，老死於台中。
由上述美國干預台灣政治的種種歷史事實，就可推知：美國大力幫助70年代以後台灣內部的「黨外人士」集團，是必然的。在此階段，經常公開出面聲援這集團的美國人，就是參議員索拉玆、斐爾，以及眾議員肯尼迪、李奇等。民進黨成立的第二日，這幾個人立即致電祝賀了。至於美國官方透過駐台機構對國民黨直接施壓干預，更不在話下了。
丙、民進黨成立後的「台獨」活動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集團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從此，經過三十年的演變，該黨在不斷發展中壯大，到今天為止，竟二度執政；2016年起，蔡英文且全面掌握了台灣政局。現在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演變道理，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偶然性繫於人間的變幻無常，必然性繫於人的目標與努力。
本節只就三項關鍵問題來闡明這段歷史。至於較細節的具體事件，讀者可透過本書所登的各時期文章及《分歧檔案》了解其詳。
一、蔣經國的無奈與寬容
分歧集團成立「民進黨」不到十天，即1986年10月8日，蔣經國先生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宣示：「任何新的政治社團，必須遵守憲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國策，并與台獨划清界線」。這就是所謂「組黨三原則」，蔣經國如此表示，等於對他們非法組黨的事寬容了。
不到二年以後的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便逝世了。其實分歧集團組黨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壞，心情更是惡劣。原來，在1984年2月15日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第七任副總統候選人，已是出於無奈之舉；因為被台獨分子王幸男寄郵包炸彈炸殘左手的副總統謝東閔堅決不願連任，只好提李了。不料不到十日後，時任行政院 長的孫運璿突然腦溢血中風。蔣經國焦急不已，曾親自到醫院探視、召美國的醫生回來急救，但孫終不能完全康復，不久即辭去院長之職。蔣確是要培養孫為接班人的，此事經郝柏村日記證實；蔣希望孫當六年行政院 長後擔任第八屆總統。想不到孫突中風，蔣整個布局就大亂了。由此可知，近兩年來種種精神上重大打擊，再加上他日益沉重的糖尿病，今日面對分歧集團突然宣稱組黨，一個身心俱疲的老人也只能無奈地寬容了。
但蔣先生並不放棄為國布局。他以「組黨三原則」寬容他們之後，立即着手二項重大措施：一是在翌年﹙1987﹚7月15日宣布解除台灣澎湖地區的戒嚴
。這是終結了自從1949年5月19日以來，長達卅八年多的「戒嚴」形態，使台灣內部政治進入一個新的局面。一直發展到今天，台灣有337個合法的政黨，變成一個真正「小黨林立」的社會。二是在同年11月2日開放外省老兵回大陸探親，這是奠定今後兩岸開放性發展的重要基礎，打破自1949年以來兩岸同胞皆「老死不相往來」的僵局，兩岸關系自此可良性互動，使和平發展成為可能。
按1978年12月發生‘中山堂 事件’前不久，蔣經國看到台北街頭貼滿稱為「人權」的黒拳頭貼紙，甚為耽心，在一項內部會議上討論那群自稱「黨外人士」的動向，他就說了：「這群人是黒拳幫嘛！」這個名詞傳出，當時在台北市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的雷渝齊，就在一次公開競選活動上說出了「黒拳幫」的名詞，用以指責「黨外人士」集團，此事是名作家尼洛﹙李明﹚后來告訴我們的。我當時在報上看到這名詞，就在《台灣新生報》上發表一篇《要做謇諤之士，勿做黒拳幫》文章。因此我們後來創辦《疾風》雜誌，一直就用這個名詞來批評他們了。批評了不久，「黨外人士」大概有了精神壓力，就不敢再用那個「黒拳」標誌了。由此事可證，蔣先生顯然討厭那幫人這般搞法，才創造出這個「黒拳幫」名詞來說他們。過了將近一年，蔣先生又在國民黨一項會議上公開說：「台獨就台毒」！可見在政治上他更反對「台獨」。由此二事可證：1986年「黨外人士」集團組黨時，蔣經國當然了解他們的「台獨本質」，之所以寬容他們，絕不是容許搞「台獨」，只是針對當時的環境及考慮到自己的身心俱疲的狀態，毅然開闢出另一條政治路線而已。《易經•繫辭下傳》有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然原來的防堵政策已經走不通，那就干脆來個相反的全面開放做法吧！
蔣經國對「台獨」集團採取了從「禁制」到「開放」的相反措施，當時誠令許多反獨愛國人士感到喪氣。但正如《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回顧三十年來歷史的演變，今天「反台獨」不但已成了國民黨全黨的共識與行動，更成了中共的不斷嚴肅宣示的打擊目標，即是全中華民族求復興的必須之務。《易經•同人彖辭》有道：「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今天檢討蔣先生當年處理「台獨」分歧集團的手法，確是眼光遠大的。
二、李登輝栽培運用「台獨」
李登輝到底是個什麼人？美國《時代雜誌》稱他為「民主先生」，台灣的綠派人士稱他為「台灣之父」，藍營人士及大多數中間派民眾稱他為「台獨教父」，中共在1995年間直斥他是「民族罪人」。最有趣的是，1990年9月9日南懷瑾先生曾當面勸李登輝：「我希望你不要做歷史罪人！」李登輝的腳色定位竟如此紛歧！
1990年5月間，我任秘書長、隨鄧文儀當團長的一個九人團首次到北京參訪﹙詳見《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第15章﹚，當時任大陸「黃埔同學會」秘書長的楊蔭東就鄭重其事地傳達了鄧小平對李登輝的觀點：「他這個人花樣很多的，凡有日本背景的人，你們要多注意呵！」如今回顧李登輝擔任台灣領導人的十二年歷史，盡屬目標錯誤、手段奸巧的表現，令人不得不驚嘆中共的先見之明！
李登輝接任總統的頭五年，即從1988年1月起，到1993年2月行政院 長郝柏村被迫下台為止，主要着力點就是奪取和鞏固他的權位。他在國民黨中既無歷史淵源威望，也無現實權力基礎，在短短的五年之內，憑什么能奪取了全部的權力？今天我們冷靜檢討這段歷史，可以清楚地概括出二點主要的因素：一是他不斷玩弄「省籍意識」，使以外省人為主的傳統政治勢力不敢抗拒。二是他以權位作「誘餌」，運用人性弱點，使當時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痴迷不知抗拒，乃達到了各個擊破之目的。
在運用「省籍意識」方面，李登輝可以說到了十分凶狠的程度。最顯著的例子是：1990年2月2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全會’，會程只有一天，目的是正式提名第八屆正副總統的候選人。大會一開始，先決定‘如何選擇出候選人’的程序問題，由是產生了「票選派」與「起立派」二派的意見。大多數人主張應以真民主方式，透過不記名投票來推出候選人；少數擁李人士則主張應循推舉二位蔣先生的傳統方式，大家起立來表示擁戴。因為大多數人認為，二位蔣先生有大勳勞高威望，今天李登輝個人沒有這歷史條件，就不宜循用過去的「起立擁戴」方式了。於情於理，「票選派」是對的，但李登輝估算這個方式對自己極不利，於是就透過時任黨中央秘書長的宋楚瑜對外放話：「過去蔣主席可以這樣推選，為什么我不可以？是欺負我是台灣人嗎？」這話一出，本省籍的中委自是贊成，很多外省籍的人心生畏懼也就改變立場了。舉手表決結果，以70人比99人，「起立派」獲勝。於是正式推選正副總統要用起立來表示，這等以脅迫方式 要大家表態了，受脅迫而不屈的人到底是少數。像這樣運用「省籍情結」的例子還有多次，詳情可參前揭書。
1994年4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言論多荒謬；引起台灣政界一片譁然。然而大家只注意到他講「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的話，卻少注意有一段話才是透露了他真正心態的：
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在國民黨中的我，能夠維持到今天的原因，是我 心中的台灣人之聲。台灣人期待我，而我一定要做這種想法。
這段話很明白了！李登輝在這奪權的五年間，常擺出「被外省人欺負」的姿態，才是得逞的竅門。其實在台灣沒有那一個外省籍大員敢「欺負」他是台灣籍的； 相反的，恰是因為他是台灣人，所以他能毫無勛勞而當上了副總統。其實，他心中的「台灣人之聲」的強悍固陋意識，才是迫使所有外省籍大員一一就範的最凶狠武器呢！
在以權位為「誘餌」方面，對象很多，其中最主要的關鍵性人物有三位：宋楚瑜、李煥、郝柏村。此事關係重大，以下分述之。
1、宋楚瑜
蔣經國逝世時任黨中央副秘書長，為李登輝立了二大功：一是在蔣主席逝世後僅二週的1988年2月27日中常會上，他演出「臨門一腳」，硬把李扶上了「代理黨主席」的位置。第二件更大的功勞，就是1990年春全力策劃使李登輝當上第八屆總統。當時，宋串連擁李的「主流派」，以各種不堪入流的手段擊敗了以滕傑為首的「非主流派」，使自稱「候選而不競選」的林洋港、蔣緯國功敗垂成。
宋對李立下如此大的勛勞，所得的回報就是派他當省主席。僅當了一年就改為民選的省長，宋參選以高票當選後，一心做好省府工作，希望開闢自己的光明前程。他哪想到李登輝根本不會容許一個「外省仔」再當權，李氏待自己的權力鞏固之后，於1998年以「凍省」的手段，把宋的職位廢掉了。到2000年，宋參選總統同陳水扁對抗，李氏又搞個「興票案」把他拉下來了。從此，宋楚瑜在政壇越來越暗淡，此乃有大功於李登輝者的下場。
2、李煥
他是一位被李登輝耍弄的悲劇大員。如前所述，1988年2月宋楚瑜用謀略推李登輝當上了「代理主席」，但當時國民黨中央的實質控制權，仍在秘書長李煥手中，而行政大權則由行政院 長俞國華控制。於是，李登輝就制造李、俞二人的矛盾，要李煥來接替俞國華的院長職位。國民黨的組織學權威滕傑深知「黨權」的重要性，所以曾派我到中央黨部去見李煥，轉達「黨是一切政治的動力組織，希望李先生要把握住」的意思。但李煥似乎不能領悟這道理，痴心想當行政院 長。在1989年6月1日果然接受了行政院 長之職，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就由宋楚瑜升任了；李登輝從此掌握了「黨權」。
李煥當了行政院 長以后，積極努力。而且因為他在立法院的班底雄厚，任內做得有聲有色。如此好表現等於觸動了李登輝的逆鱗，李煥當上院長不到一年，李登輝就運用郝柏村迫他辭去了職務，自此李登輝又便於掌握了「行政權」。李煥退職之後淡出政壇，暇時常到台北市四維路鄰居的蔣廉儒寓所打打衛生麻將，聊以度日，直到2010年去世。
3、郝柏村
他是當時握有軍權的一級上將國防部長，在軍中既有實權更有威望。李登輝在1990年6月任郝為行政院 長，以取代李煥，這是「一石二鳥」之毒計。他首先放出風聲說郝將出任行政院 長，然後運用民進黨徒發動群眾大遊行，反對郝的出任，沿街高呼口號：「堅決反對軍人干政」！李登輝看準了郝也想當行政院 長，結果他真的自願退役，除下了一級上將軍銜，等於讓李登輝從此握到了「軍權」。又因為用郝出任行政院 長，李煥變成不能抗拒，只好乖乖退下了
。對郝柏村放棄軍權的事，我當時到北京接觸到中共一些高層人士，他們都感到大惑不解：「解除武裝，以後怎樣控制台獨？」這可能是崇信「槍桿子出政權」人士的必有疑惑；趁此特記此事，以作歷史存證。
郝柏村當行政院 長期間，十分努力，政績斐然，自是不為李登輝所喜。尤其郝一再公開反「台獨」，李必欲除之而後快。不到三年，又用種種方法迫郝辭職了。1993年元月30日，郝柏村在國民大會閉幕會上獨自一人振臂高呼「消滅台獨！」口號，宣布辭職。其悲壯之情，迄今猶令人唏噓不已。李登輝後來在《回憶錄》明白說出了自己的奸巧：
讓郝柏村出任行政院 長，既可以瓦解李煥與郝柏村的結盟，使李煥的去職不 再被杯葛，且可以讓郝柏村辦退役，交出軍權。
李登輝就是這樣以省長、行政院 長兩個權位來作「誘餌」，玩弄了宋、李、郝三人，終於把「黨、政、軍」三大權統統抓到自己的手中了。這真是「二桃殺三士」的現代版！
然而，只抓到政府三權仍有不足，還要掌握到「民權」﹙群眾﹚方能為所欲為。所以，在他抓政權的同時，不但大力幫助島內民進黨的發展，曾公開說「要給他們奶水喝」；而且鼓勵、放任海外的「台獨」組織及人員紛紛返到台灣，由是頓然匯成了民間的擁李龐大力量。如果有哪個國民黨有力人士敢反抗李的意旨，他就發動以「台獨」分子為主幹的「群眾運動」；很多在政府體制內難以解決的問題，一下子就迎刄而解了。諸如脅迫蔣夫人宋美齡退出台灣、脅迫老國代選他為第八任總統、解除郝柏村軍權、脅迫老國會全部改選、脅迫不設大陸代表、脅迫國民黨中央通過總統直接民選……等等重大問題，都是如此解決了。
如何應付對岸的中共，也是很重要的。李登輝用盡各種欺矇手段，可謂到了十分無恥的地步。因為此問題更復雜，玆分「台灣對大陸」與「大陸對台灣」兩個面向來略加說明。
1、在「台灣對大陸」方面。按1986年年底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之後，到了李登輝當權的90年代初期，台灣民間到大陸探親，旅遊、投資已形成熱潮。李氏於是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盡量冷卻縮小台灣民眾心向大陸的潮流。更嚴重的是，他著手推行「文化台獨」，以「愛台灣」為口號，務求台灣民眾強化「台灣主體意識」，希望清除「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觀念；這種意圖改變國民心靈觀念的做法，完全是契合1991年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中第3點的主張﹙詳見下項﹚。李氏這一切的手段，造成台灣巨大有形損害是經濟上的，使台灣平白喪失了到大陸賺錢的大好機會；正如朱高正所說：「台灣從四小龍之首搞成民不聊生，禍首就是李登輝」！更嚴重的惡果是，使台灣很多人漸漸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無形的心靈損害是長遠的，比經濟損害尤嚴重。
2、在「大陸對台灣」方面。李登輝當上國民黨主席初期，只因權位未穩固，就用盡一切方法去迎合中共：1989年他在首次雙十節慶典上致詞，強調的是「只有一個中國，我們一定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1年他甚至設立了一個高層次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這一切舉動，只不過為了唬弄中共。也正因他有這些言行，一心想達成「和平統一」目標的中共，自不會放棄與李氏接觸和談的機會，於是才有國共雙方在南懷瑾先生安排下的五次香港密談的事，才有後來在新加坡 的「辜汪會談」、「九二共識」的產生等一連串重大進展。﹙詳見拙著台灣蘭台出版《南懷瑾研究》、大陸浙江版《通家人師南懷瑾》第四章﹚。 到了1995年6月，李氏自忖一切大權已在握，對中共的態度便作180度的轉變。他不但以官方身分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而且在1999年接受德國電台訪問，推出「兩國論」，即把兩岸關係說成是「兩個不相統屬的國家」。後來又變本加厲，妄指全中國應分成七大區塊﹙台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應各自獨立，才可維持安定發展，云云。這是傳統帝國主義者妄圖瓜分中國的手段！發表如此謬論當然引發中共大怒，不但徹底同他斷絕來往，還發表文章直指李登輝是「民族罪人」！
綜上所述，李登輝是什么政治性質的人？答案很明白了。在他十二年的總統任內，他縱容「台獨」、大力幫助「台獨」；而且運用「台獨」，達成自己攬權之目的。那么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台獨」？對此疑問，他曾多次否認自己主張「台獨」，而且說過多次「反台獨」，否認自己是「台獨教父」。依我研究的結論是，蔣經國說過「台獨就是台毒」，李登輝不但是「台獨」，而且比一般「台獨」分子更毒的「獨」。據何言之？且看他自從推出「兩國論」以來，常常對外強調一個說法：「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它的領土範圍在台澎金馬」，所以他已不必追求「台獨」了。其玄機端在「主權獨立」一詞，只是此詞涉及復雜的政治理論，留待下文再詳說。總之，依我之見，李登輝的用意當然是要把台灣地區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只是他有高傲心態，認為自己的理論已超越了普通「台獨」，所以自己不屑稱為「台獨」而已。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之演進
有關民進黨自1986年創立後的實際活動，以及反「台獨」活動方面，初期約七年內本書各篇文章已有詳述，嗣後的活動資料也多可在電腦網絡或其他報章尋得，在此不贅述。本節只概略談談該黨所主張的「台獨」理論。按在實際政治中，理論根據又名「意識形態」，有根本性之重要，因為有了它便可以團結幹部、號召群眾，展開行動；故在此只檢討他們的理論。
1、早期的論調
早期在海外活動的「台獨」分子，曾經捏造出種種怪異理論，以作「台灣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概括起來，可分為‘歸屬問題’及‘民族問題’二大類。在前一類，他們捏造了「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不屬於中國領土」、「台灣是亞洲的孤兒」、「台灣是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并未承認台灣主權屬於中國」等等。在後一類，他們更捏造出荒唐的人種論，如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高山族、荷蘭人、日本人、南島人、早期福建移民的混合種」、「台灣人不是中華民族，已成為一個新的民族」等等。
2、「住民自決論」
只是上述的‘歸屬問題’及‘民族問題’論調，連「台獨」集團中很多自己人也覺得荒謬；於是到了1978年的「黨外人士」集結時期，他們主要的理論變成「住民自決論」﹙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基本人權」規定，台灣住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了。
這種「住民自決」訴求用了很多年，一直到1986年「民進黨」成立，在其《黨綱》的「基本綱領」中仍用此訴求，稱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其實「住民自決」就是「台獨」的另種說法，只因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刻意避開了明白「台獨」主張。
3、「主權獨立論」
隨着時間的推移，蔣經國逝世后，海內外「台獨」分子在李登輝刻意栽培下，島內「台獨」集團力量越來越大，他們就肆無忌憚明白地標榜「台獨」了。
首先在1988年4月中，即在蔣經國逝世四個月後，「民進黨」在二屆一次臨全會上通過「4•17決議案」，正式提出了「台灣國際主權獨立」論，原文如下：
台灣依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及1952年台北《中日和約》之規定，都未以和約決定戰後主權之歸屬，故其主權并未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亦獨立於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他們說，這個「國際主權獨立」論，目的就是否定中共有「統一台灣的法理根據」。
到了1990年10月，他們得到李登輝的暗助，決定加快「台獨」腳步，於同月7日通過了「10•07決議案」，再提出一個「台灣事實主權獨立」論，原文如下：
本黨重申黨綱自決原則及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41•7決議文」。現進一步確認：我國﹙台灣﹚主權事實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
他們說，這個「事實主權獨立」論，目的在否定國民黨政府的「統一中國神話」。
總之，在李登輝上台後，民進黨就迫不及待地欲實現「台獨」，他們企圖運用文字技巧，從「內、外，正、反」四方面來打破「一個中國的虛搆性」，妄圖為「台獨建國」而奠定法理基礎。
4、「台獨黨綱」
台獨集團并不以此為滿足。1991年10月，民進黨召開第五屆第一次全代會，把「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正式列入黨綱之中，并提出具體「主張」，原文如下：
1﹚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 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
2﹚依照台灣主權現實重新界定台灣國家領域主權及對人主權之範圍，使台
海兩岸得以依國際法建立往來之法秩序，並保障雙方人民往來時之權益。
3﹚以台灣社會共同體為基礎，依保障文化多元發展的原則重新調整國民教
育內容，使人民之國家、社會、文化認同自然發展成熟，而建立符合現
實之國民意識。
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細究此等主張，盡屬荒唐﹙理由詳見後文﹚，當時引起社會極大反彈；不但該黨內部有林正杰等創黨重要人士聲明退黨，同年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選戰也大敗，黃信介當時且說：「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人民還不認同，是真正的問題」，甚至有黨員說：「台獨黨綱是票房毒藥」。到了1995年，陳水扁要參選總統，為了避免《台獨黨綱》影響選票嚴重，於是在5月間召開的民進黨八屆二次全代會另行制定《台灣前途決議文》。
5、「台灣前途決議文」
此《決議文》不再提「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字眼，只強調「台灣是一主權國家」，并提出七項「主張」，原文是：
第一、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必須經由台灣
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第二、 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
「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
第三、 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
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
第四、 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
中國併吞的藉口。
第五、 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
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
第六、 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
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
第七、 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
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此外，還在《決議文》的「說明」中，寫上三段這樣的文字：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對外，我國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在發展新國民意識上，我們亦推動了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了國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
这是極狡猾的文字技巧。其内涵有下列三个要点，必須要破析︰
1﹚台灣只是中國固有的領土中的一省，無論依憲法或傳統觀念，根本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如今硬說這個省是一個「主權國家」，純屬胡說！只是毫無根據的「台獨心態」之表白。至於「主權獨立」只是混淆視聽的技倆﹙牽涉復雜的西方政治學理論，詳見下節﹚。
2﹚所謂「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實是大謊言！因為台獨人士從來就是仇視這個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國號，絕不想使用這個國號的。如今卻說什么「不再堅持使用」，好像他們從來就是「堅持使用」的了，完全顛倒黒白之辭！但問題重點是，在此為何要提「中華民國」？目的是要方便陳水扁選「中華民國總統」，不但依憲法有需要，騙中間派選民的選票也有必要，如是而已！
3﹚所謂「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知」就是推行「文化台獨」。在具體行動上，李登輝和陳水扁發動一批台獨學者，捏造了一個「台灣主體性」名詞，逐步推展了許多「去中國化」的工作。其實，要推翻中華文化真是痴人說夢！試想五千年歷史凝聚的中華文化有多大的力量？「五胡亂華」二百多年、「元朝入主」一百年，「滿清統治」近三百年，無不被中華文化同化！就算世上具有最頑強獨特文化的猶太人，在元朝時到了中國，不久也被中華同化了！所謂「台灣本土文化」就是中華文化，請問如何「重塑」？民進黨那班台獨分子太瘋狂了，那幾名「台獨文化推手」的學者太無恥了！
6、「正常國家決議文」
此後，民進黨為了現實需要﹙主要為選舉騙票﹚，又在歷年的黨大會上通過多個所謂《決議文》，其中較重要的是2007年9月30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提出此決議文之目的，据說是要把台灣變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因為民進黨認為台灣目前現狀有「五大不正常」：1.國際關係不正常、2.憲政體制不正常、3.國家認同不正常、4.社會公義不正常、5.政黨競爭不正常。細察該《決議文》的內容乃至該黨爾後實際的做法，針對第1項的「台灣正名」、「參與國際組織」，因有中共在國際上嚴格的限制，所以根本是做不到的。針對第2～5項，他們在島內大搞「轉型正義」、「制定新憲」、「建立台灣共同意識」、「破除一中原則」等四種實際行動，其實就是「去中國化」、「去孫蔣化」的「文化台獨」，這種在島內推展的台獨，又稱為「內殺型台獨」，即是蔡英文執政後搞的「柔性台獨」。
總之，無論「黨綱」或各階段的「決議文」，其「台獨」宗旨是不變的。對照李登輝後期常說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乃至今天蔡英文常強調的「台灣主權」、「台灣主體性」等說法，可證他們的「台獨」心態是自始一貫的。
丁、「台灣主權」破析
綜括上節後二項所述，從「民進黨」創立初期所說的「台灣國際主權獨立」﹙1988﹚、「台灣事實主權獨立」﹙1990﹚、「台灣主權現實獨立」﹙1991台獨黨綱﹚，到「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1995決議文﹚，再到李登輝所謂「台灣已實現主權在民」﹙1995在美國演講﹚、「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1999﹚，又到民進黨要把台灣變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2007決議文﹚，直到目前蔡英文不時喊的「台灣主權」、「台灣主體性」等等，可見現階段「台獨」集團主張「獨立」的核心終極根據只剩「台灣主權」一詞了。
問題是，何謂「台灣主權」？反獨的國民黨人，包括馬英九，當然反對這個提法，因為他們所認知的是，只有「中華民國主權」，沒有所謂「台灣主權」。「台獨」集團向來就詆毀這認知是一種「虛搆」、「大而不真實的迷思」。然而，國民黨人的認知是依據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以及現行《憲法》第二條而來，「台獨」集團根據什么能如此詆毀？他們刻意﹙亦可能基於無知﹚把‘主權’與‘治權’混淆在一起，讓人搞不清所以，這也是一種文字遊戲；原來民進黨分子多屬學法律出身，他們最擅用遊戲文字來唬人，其實是束縛自已心靈的‘文字障’。因此，只有徹底分清‘主權’與‘治權’的不同概念，才能真正不受他們的名詞愚弄。
可是，要弄清‘主權’與‘治權’兩個名詞的概念，并不容易，因為牽涉到西洋政治哲學的頂峰理論。以下略說這理論。
一、西方的主權﹙Sovereignty﹚理論來源
依今天世界通行的政治學理論，所謂「國家」，必要包涵四個要素：人民、領土、政府、主權。這便是所謂‘國家構成四要素’，前三要素較具體易知，只有‘主權’的概念十分抽象難明，歷來爭論很多。
西方現代政治學上的「主權」﹙Sovereignty﹚概念，來自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布丹﹙Bodin﹚。他的‘主權’精義就是：國家有個至高無上的「力量」；憑着這個力量，對外是排除其他國家侵犯制約的獨立性權力，對內是凌駕支配這個領域內一切個人或團體的權力。
布丹的學說引起諸多討論。經過後來的霍布斯﹙Hobbes﹚、盧梭﹙Roussean﹚、奧斯汀﹙Austin﹚等學者的修正和補充，所謂「國家主權」有四種特性﹙永久性、最高性、不可分性、不可移讓性﹚，是迄今仍為大多數學者公認的﹙詳見：鄒文海《政治學》、陳世鴻《綜合政治學》﹚。
二、依論析事
玆依西方的主權理論，以及中華傳統文化的有關觀念，破析當前所謂「台灣主權」問題如下：
1、永久性：
西方的主權理論認為，主權和它所附着的國家有同樣長久的生命，國家雖然發生革命，政府雖然發生變動，但主權不會在革命或變動中死亡或再生。這說明‘主權’與‘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不變的，後者可常變。
在中國傳統觀念，這種「主權不變」特性尤其明顯卓越。正如當代歷史泰斗錢穆先生所言：「羅馬帝國亡了，以后就再沒有了羅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是中國歷史最有價值最堪研究的一個大題目。」﹙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二講﹚為什么「朝代」可變，而「中國」永久不變？正是西方學者所謂的「主權永久性」之故。國民黨把‘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而中共在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至今已七十年之久；到底何方是代表中國的「正統」姑且不論，但兩個‘政府’的對立并不是‘中國主權’的分裂或永久性的喪失，只是領土的一時分治罷了。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出現很多，如漢末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五胡十六國、唐末的五代十國等是；領土的分治，傳統文化的說法是「河山破碎」或「地方割據」，但不管怎樣分治，依然是「一個中國」！
由此可知，今天的「台獨」分子卻妄稱「台灣主權獨立」，還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既不符西方的主權永久性理論，尤違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實是荒唐的痴人說夢罷了。
2、最高性：
或稱為普遍性。這特性就是，一個國家基於主權；對外，獨立而不受任何其他國家的干涉；對內，凌駕所有個人及團體之上，施行全面的統治。應特別注意者，在民主時代，「主權在人民」，故人民在國家內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主權所屬者﹚，另方面他們又是政府統治的對象﹙治權的客體﹚。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深察古今中外的政治理論，創出‘政權’與‘治能’的「權能區分理論」的根據。所謂「人民有權」，指的就是主權屬於全體人民，而實施其主權則透過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行使。所謂「政府有能」，就是政府的統治能力，在中央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五種能的行使。
由此可知，「主權」的概念比「政府」抽象複雜，學者分歧看法也多；能分清「主權」與「政府」的統治權﹙或治能﹚的不同意義，對於破解「台獨」的名詞唬弄，是重要的。具體言之，「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只是治能﹙統治權﹚限於台灣地區，絕不是從而使得台灣有了「獨立的主權」。
3、不可分性：
西方的主權理論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 政府的統治權卻可以分成三權﹙立法、行政、司法﹚或五權﹙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或分為中央、地方之均權，這是政府的‘治能’區分，而不是‘主權’的分割。如七十年前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遷來台灣地區，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控制了全大陸，這只是「治能分據」，并非「主權分割」。
由此可知，「台獨」集團主張台灣地地區有「事實主權」，是違背西方主權理論的謬說，更是違逆中華傳統文化的胡說。
4、不可移讓性：
這是盧梭特別強調的特性，後世學者多數同意其觀點。按在古代西歐的王權時代，主權為國王所有，國王常把釆邑﹙土地﹚封贈給諸侯，這不是「主權移讓」，只是「治能」移讓。西方到了民主時代，主權在全民，民意代表組成議會行使立法等權力，不是人民把「主權」移讓給了議會，也只是「治能」的實施，因為人民依主權的力量隨時可以把議員的權力收回來﹙以罷免、複決、重選等方式﹚。
由此可知，如1895年中國因甲午戰敗，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只是縮小了原有中國主權所行使的 「領土」範圍，而不是把「部分中國主權」移讓給了日本
；更不是把「台灣主權」割讓給日本，因為台灣自身沒有主權。同理，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嚴格言之，只是「收回領土」或「光復香港」，不應稱為「主權回歸」，因為香港這塊領土本身沒有「主權」，收回這領土也不影響到英國主權。
綜上所述西方的「主權」理論，可證民進黨集團所說的「台灣主權獨立」等有關論據，是完全不成立的。只是因為西方的主權理論很抽象繁難，一般人想了解它并不容易，所以「台獨」集團就拿來唬弄人，而且唬弄了三十多年！我之所以費力作此澄清，是希望有助於社會大眾今后脫出此名詞唬弄的圈套。
三、兩岸現行憲法規定
其實，歪理只能騙部分人於一時，真理才能可大可久。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便是孫中山先生的「人民有權」思想的法制性宣示。所謂「國民全體」，指的是全體中國人；依《國籍法》規定，甚至包括全球的中國人﹙中華民族﹚在內。因此，「台獨」集團妄圖割出台灣這塊領土而立另一個「主權」，那就等於同全體中華民族對抗了。
更嚴重的是，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一項只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根本不採用西方的什么「主權」概念，在《序言》中卻明白宣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民進黨「台獨」集團如果再執迷不悟，仍以為在台灣的國民黨勢孤力弱，對他們沒有了辦法，故可以搞出個「台灣主權」來，把台灣這塊國土割出去，那就等於與大陸十三億同胞為敵到底，最後只有招來中共以武力討伐「民族叛逆」了。
戉、理性的回歸
我基於同「台獨」人士周旋及研究有關思想四十年的經驗，深知最終需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作如此推斷的理由是：很多的民進黨人士都有回歸理性正道之可能，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在選舉時更會回歸理性的選擇，執迷「台獨」意識形態至死不改的人到底是極少數。中共既然堅持「和平統一」原則，自不會只針對那撮至死不改的「台獨」分子而輕率動武了。
爰以從個人到群體的回歸理性實況，作分別的實證。
一，個人回歸理性的例證
從1978年12月5日的‘中山堂 事件’算起，當年的「黨外人士」集團，組成分子本來很複雜，有左派的，有民主理想派的，也有只想選舉的政客，當然「台獨」派可能占了多數。當時他們之所以結合在一起，共同目標就是「反國民黨」。隨着國民黨當局採取‘逐漸退讓’的戰略，即是使他們的「共同目標」發生了變化，這個集團的內部也逐漸分化了；很多人回歸理性的思考，作出了不同的選擇。為了闡明此理，以下特選九位標竿性人物為例證。
1、康寧祥：他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黨外人士」，聲望比黃信介高。1975年曾與黃信介合辦《台灣政論》月刊，對「黨外」運動貢獻很大。但康向來主張溫和的「議會路線」爭取民主，并不贊成激烈的群眾路線，所以和黃介信所代表的集團有大分歧。康雖然參加了1978年12月5日的中山黨集會，但事后卻不加入《美麗島》黒拳幫集團，而自辦了一個《八十年代》刊物，鼓吹溫和的「革新保台」理念。「高雄事件」他也不參加，乃保全了他自己不致捲入刑事追訴之中。這種明哲保身態度引起黒拳幫新生代十分不滿，1983年「黨外編聯會」發起了強烈的「批康運動」，自此康與他們漸行漸遠。這個編聯會就是后來的「新潮流」派系，直到目前仍是台獨集團在政壇上最強悍的團體。
2、余登發：他是最著名的「台灣民主先驅」人物，高雄縣最有勢力的民間派系﹙黒派﹚開創者。余登發本人及其家族曾做六任高雄縣長，多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在台灣是最顯赫的「政治家族」。在「黨外人士」集團中，他也極受尊崇。1979年元月21日著名的「橋頭遊行」，康寧祥、許信良、黃信介、林義雄、陳菊等重要的「黨外人士」都參加了，為的就是聲援余登發，因為他當時捲入了「吳泰安間諜案」，由此可證他高地位之一斑。余登發雖因反對國民黨而名列「黨外」集團，但他卻有深厚的中華民族感情，堅決反對「台獨」。1988年他與胡秋原同任《中國統一聯盟》首屆主席，并曾率團到北京參訪，大受北京禮遇。
3、費希平：他是老立委。「高雄事件」后，同情被捕的「黨外人士」，常以立委身分聲援他們。後來直接參加「黨外公政會」，且出任首屆理事長。此會就是「民進黨」的前身。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集團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集會，本來召開的名目是針對年底國代立委選舉的「後援會」，經朱高正率先提案「立即組黨」，在場人士熱烈響應，於是費希平宣告：「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他因此而名列「創黨委員」的第2號。費老雖然主張「民主」而反對國民黨，但他絕不贊成「台獨」，并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後應保留「大陸代表」，以免同大陸斷絕且淪為「台灣地方議會」。此種情懷與「台獨」思想完全不同，故常被把持民進黨的「台獨」分子辱罵壓迫，於是費希平在1988年12月19日發表《退黨聲明》，痛斥民進黨內一些人「不但台獨思想異常濃厚，而且有法西斯的霸道作風」。
4、陳鼓應：原是國民黨員，在台大時鬧出個「哲學系事件」轉向反對國民黨。1978年底為了選舉，與台獨分子陳婉真聯名發表《告中國國民黨宣言》，我去中山堂 就是因看到這篇宣言而起的。在中山堂 集會上，我親耳聽到陳鼓應發表激烈言論，指「國民黨的黨官已變成叛逆」，因為他們「只照顧大財團，不照顧工農群眾」云云。他的思想非但不是「台獨」，反而傾向中共的左派理念，故被人稱為「小左派」。中山堂 集會後，由於美國與北京建交，當局作了停止選舉的緊急處分，陳鼓應不久便去美國轉到北京教書，從此脫離政治，專攻《老子》學術研究。當時同陳參加「黨外人士」集團的黃順興、何春木、孟絕子等人都是「小左派」，不久也脫離了該集團，黃、何二人且到北京發展自己的事業領域去了。
5、林正杰：本為國民黨員、眷村子弟。70年代中期因幫助康寧祥、郭雨新、許信良等人的競選活動，轉而反對國民黨。林正杰長於街頭政治活動，敢說敢做，有「街頭小霸王」之稱。1981年他與陳水扁、謝長廷當選為台北市議員，常聯合質詢，言辭犀利，弄得國民黨頭痛不已，有「黨外三劍客」之稱。1988年加入民進黨，在黨主席選舉中，支持黃信介，批評姚嘉文，黃信介因此將林正杰列入該黨的中常委。1991年因「台獨條款」列入《黨綱》之中，林正杰大表不滿，於6月宣布退出民進黨。2015年支持洪秀柱，洪出任國民黨主席時，林正杰恢復了國民黨籍。總之，林正杰敢說敢幹，在80年代對「黨外」集團貢獻不少，只因思想反對「台獨」，終無法在此集團立足。
6、沈富雄：為民進黨內少數學有所成、思維敏捷之士。1966年他已在美國取得醫學博士學位。70年代在美國常參加「台獨」活動，直到「民進黨」成立後才回到台灣做醫生。1992年起，代表民進黨連任了四屆立法委員，曾被一些傳媒評價為「最佳立委」。陳水扁當政時，沈富雄常加批評，有黨內「孤鳥」之稱。2007年宣布退出民進黨。嗣后常在電視節目中批評時政、褒貶人物； 表現得頭腦機敏、口才便給，有「智多星」之譽。總之，沈富雄給人總體印象是一位才智之士，他早年之所以參與海外的「台獨」活動，只是基於「民主」理想，但本質不是「台獨」，所以最後終必回歸理性，離開了一個他認為「已經沒有了價值」的民進黨。
7、朱高正：德國哲學博士，專研康德，有多種著作。1980年代中期，回台灣即熱心政治，參與「黨外」集團。1986年9月28日「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圓山飯店開會，就是朱高正率先提案「立即組黨」的，所以他對「民進黨」的功勞很大。嗣後他當選了增額立法委員，以一個博士身份卻喜「暴力問政」，其言行常轟動社會，乃有「國會戰神」之稱。1991年他因不贊同「台獨」，退出民進黨，後來自創「中華社會民主黨」，又曾加入「新黨」。1998年後退出政治，專心到大陸研究哲學。在90年代初，朱高正對李登輝的種種做法很不滿，曾在報上發表《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公開信，痛斥李登輝，內容精彩。最近發表文章說：「台灣從四小龍之首搞成民不聊生，禍首就是李登輝」，又說：「民進黨從來沒有主張台獨，只是反國民黨一黨專政。如今民進黨已經不是民主政黨，變成舉着台獨旗幟的幫派及犯罪組織！」
8、陳文茜：屬於追求民主理想的才女型人物。原在美國求學，1995年回台加入民進黨，且出任「文宣部主任」之黨職。她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四年之後即退黨，自此以無黨籍身分，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常批評當局，很快贏得社會聲望。2001年選上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的發言多受媒體注意。她在立委任內做了二件重要的事：2004年3月19日發生槍擊陳水扁案，當天晚間她在記者會上說：「槍擊案是陳水扁自導自演的」，且有奇美醫院的小護士為證。雖然那位「小護士」迄今都未出面證實，但「自導自演」的說法仍使許多人迄今深信不疑。其次是在立法院以法律技巧寫了一個《公投法》草案，實際是個不可能成案的「鳥龍公投」，由是她一直被民進黨人痛罵。直到2017年12月民進黨修改《公投法》，變成很易成案，2018年11月地方九項選舉，夾上了10項公投，結果全過關而對民進黨不利﹙詳見後文﹚，使蔡氏台獨集團十分困擾，很多「民進黨」人反而覺得「鳥龍公投」的設計是高明的了。陳文茜當了一任立委就不再選，從此投身大眾傳播領域，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更大了。
9、鄭麗文：在台灣大學 法律系就讀時，就熱心學運，常參加民進黨的街頭運動。後到美國留學，修得法律碩士學位。回台灣即加入民進黨，出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1996年代表民進黨選上國大代表，并任黨團副總召集人。又當民進黨「青年部主任」。2000年陳水扁執政，許多舉措與她的理念不合，於是漸漸公開批評當政者。2002年終於退出民進黨，并到英國取得劍橋國際關系博士學位。2004年3月27日，因陳水扁靠二顆子彈當選，泛藍團體在總統府廣場大集會抗議大選不公，鄭麗文公開主持大會，表現出色。次年國民黨主席連戰主動爭取她加入國民黨，後并擔任黨中央「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嗣後常在新聞媒體出現，公認她是一位有內涵且年輕貌美的女性政治人物。
除了上列九位之外，還有更多的民進黨人或當年的「黨外人士」早已回歸到理性的道路，只是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列出了。
二、群體回歸理性的例證
除了個人回歸理性之外，整個社會的「群體」普遍回歸理性更是值得注意的。2018年底的「地方九合一選舉」結果，憑韓國瑜一個人便把民進黨長期盤據的高雄翻轉，不但獲得了市長勝選，而且還形成席卷全台灣的「韓流」，令民進黨慘敗。何以會有此奇蹟？回歸理性的民心好比一推乾草，韓國瑜的競選風格好比一枝火把，一下子就點起熊熊烈火了！
尤令人驚奇的是，自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以來，不斷高唱公投，此次果然以十項公投綁著「九合一選舉」，結果民進黨全輸：其中的七項﹙反空氣污染、反深澳蓋電廠、反日本核污食物入口、以核養綠發電，以及反同性婚三案﹚是對民進黨不利的，全部通過。其餘三項﹙東京奧運用台灣名義參加、同意同姓婚姻二案﹚是對民進黨有利的，全被否決。這種結果充分證明了民眾的的理性選擇，嚴重挫傷了「台獨」的威信。誠如中共說：「依靠台灣同胞」，此言證實了。
四十年來反「台獨」的體驗，使我堅信，無論從什么角度作探討，「台獨」都是錯的：在道德上是不符人性的﹙下節詳﹚。在文化上是荒謬的。在國際上是不可行的。用「台獨」意識在國內政治競爭，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終究不得善果的。對民生經濟發展絕對不利的。
尤其不利於民生經濟發展這一點，已完全被這次「九合一地方大選」的結果證實了。民進黨「台獨」分子統治了高雄市廿年以上，搞到欠債三千億，民窮財盡，韓國瑜高呼「人進得來，貨出得去，高雄發大財」的簡單口號，聲稱要救「又老又窮的高雄」，登時喚醒了高雄人的普遍理性，他就大獲全勝了！
三、「台獨」的根本錯誤
本項的論斷來自儒家孟子的「良知」論及西方哲學之啟示，「台獨」最根本的錯誤，還在於它的思想及主張不符人類的‘道德理性’
。按人與禽獸的最大分別，就是人有天生的‘道德理性’，禽獸沒有或者極少這種理性。這不是一種「學說」，而是經過確證的。孟子以「四端」證實了人有良知良能，所謂「良知良能」就是道德理性。人類天生對父母祖先有感情，也知道應報答養育之恩，這就是‘道德理性’的起碼表現。
中華文化有五千年的優秀傳統，在這傳統養育下的人群稱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正如牟宗三先生說的「中國不是個政治單位，實是一個文化單位」，故中國不只是現代西方觀念的「國家」﹙ State、Nation﹚。也正如錢穆先生說的：政治性的朝代不管怎樣更換，唐、宋、元、明、清都是同一個中國；在悠久優秀的中華文化籠罩下，整體就是「中華民族」，每個分子﹙個人﹚都是「中國人」，故每個中國人都尊重中華文化，都不能數典忘祖，這便是‘道德理性’的自我要求。
近三十年來的「台獨」分子，僅僅為了政治的一時性原因，甚至為了滿足個人短暫的欲望，居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還妄想以「台灣主體性」之類的荒謬理論來否定中華文化，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更不是甚么「民主」問題，正如胡佛教授晚年所說的，實是上升到頂峰的「道德敗壞」問題了，可能就是喪心病狂了。
何以言之？依德國大哲康德哲學，道德理性是一種「無上命令」，人是必須遵從的；不是別人強迫我去遵從，連上帝也不能強制我遵從，只是我自已的良知命我必應如此；我既是一個「人」，不是一頭野獸，就自當如此。反之，若一個人心智出了大問題，就不服從自己的「無上命令」了，這種人就俗稱「喪心病狂」了。民進黨中有少數「台獨」分子，不但否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要否定中華文化，必然是心智出了問題。我之所以一生堅持「反台獨」，根本原因在此。我之所以堅信「台獨」必被中華民族掃入歷史灰燼，根本原因也在此。
已、台灣價值
「台灣主體性」及「台灣價值」兩個詞語，是蔡英文及「台獨」人士近年常說的。這兩詞語抽象而具「學術」味道，縱是高水準的人也不易理解，一般群眾更難明白了，所以又較有欺騙性；玩弄文字遊戲本來是他們的慣技。其實這兩詞語很簡單，前者所指就是達成「文化台獨」目標的各種「去中國化」手段，後者所指就是把台灣建成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的「台獨」目標。
如前所述，1991年《台獨黨綱》中第3項主張及1995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有關「文化台獨」的論述，早已明白點出了：
在發展國民意識上，我們亦推動了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了國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
後來透過一些台獨學者著作﹙例如2007年政大教授薛化元有《建搆台灣主體性與國家認同正常化》一文﹚，把這些「去中國化」的具體行動稱之為「台灣主體性」，故這個詞語就是文化台灣的「總路線」了。最可笑的例子是，在陳水扁時代當上教育部長的杜正勝，為了「實現台灣主體性」，竟然把台灣地圖轉變成為「世界中心」，當時還引起文化界一致的批判和恥笑。
一、「台灣價值」一詞的來源
至於「台灣價值」詞語，是2018年1月22日蔡英文針對台北市長柯文哲首次提出的。當時她接受一家電視台專訪，回答「柯文哲是否為民進黨的盟友？」問題時，這樣說出這個詞語：「柯文哲必須再次確認台灣價值，讓民進黨支持者認可」。因為前此不久，柯文哲主張「兩岸一家親」，被綠派大罵，故有此專訪問答。此問答一出現，引起各路人士整年議論紛紛。
蔡英文在拋出此詞語之後第四天，即同月26日，偕柯文哲視察台北市的公共住宅時又說：「 台灣價值除了主體意識外，照顧年輕人的居住權利也是台灣價值」，可證在她心目中，「台灣主體性」與「台灣價值」是連結的，兩者是二而一的東西，實質就是「台灣主權獨立建國」，不過她用玩弄名詞方式而不明白說出來而已。但一些「台獨」分子便明白的說了，例如姚嘉文、陳菊就曾公開地解釋：台灣價值就是「主權獨立」、「前途自決」。
有趣的是，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教授卻說：「2018年九合一選舉，蔡英文從一開始說以台灣價值自居，一個空洞的名詞導致民進黨完全失去原有地盤。」另一位民進黨資深黨員邱筱芬更激烈地說：「台灣價值陪着蔡英文壯烈成仁，一起燃燒至灰飛煙滅，民進黨32年的根基被蔡英文一次敗光」。由此可證，蔡英文說的「台灣價值」，連許多民進黨人也不讚成。
二、「價值」的複雜性
蔡英文一提出「台灣價值」，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質疑，很多人且提出自己認定的價值，這現象是必然的，因為所謂「價值」，既有個人認知不同的歧異性，又有高低的層級性。
關於同一個事物的「價值」之歧異性，南傳佛教經典上有個有趣的譬喻：一位天真小孩子、一位鄉下人、一位銀行家，這三個人看到同一堆放在桌子上的鈔票，各人「認知」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這堆錢對他們的「價值」是各有歧異的。小孩子看到的，是一堆有彩色的長方形的漂亮紙片，覺得很好玩。鄉下人看到這堆錢，知道可以買許多自己想要的東西。銀行家看到它，不但了解在交易上的用處，而且還知道這堆紙幣是何處印造的、是真鈔還是假秒，甚至還了解經濟學上的通貨理論。由是，在五蘊﹙色、受、想、行、識﹚中，那個小孩子的「知」是「想知」﹙即見事物的殊相而起「玩」這個名言概念﹚。那位鄉下人的「知」是「識知」﹙即一般人了解錢可購物的價值﹚，只有銀行家才有通曉全局的「知」，這種知才是「智慧」。換言之，同一堆鈔票，對這三個人的「價值」是不同的；這是主觀的價值。﹙詳見拙著《現代佛學別裁》第六章慧學節﹚。
但「價值」不純是主觀的，同一事物也可有其客觀的價值，而且此種價值有層次高低的不同。當代大哲唐君毅先生指出，客觀價值有三個等級﹙詳見氏著《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第四章﹚：
第一類富貴的價值：‘富貴’是人的欲望對象，包括錢財、美色、權力、名聲等。此類價值通常只會引起他人一時的嫉妒，不能恆久被他人所贊賞。
第二類才藝的價值：如知識、才藝，以及其他對人對事的才幹技能等。一個人若有此類價值，就足以刺激他人的向上心，喚起其潛伏的求真求美求才的性向，以期自己也能得到這種價值。故有這類客觀價值，恆獲得他人普遍性承認、贊賞。例如李白、杜甫的詩，王羲之的書法，張大千、齊白石的畫、獲得奧運獎牌的運動員、獲得大獎的演員、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等等，都是此類客觀價值。
第三類道德的價值：這是人類最高的價值。一個人只憑自己的意志行為表現，就獲得他人真心的崇敬，而且奉為仿效的榜樣，就只有道德價值，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漢蘇武節，乃至關公的忠義、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捨生成仁，都是凜烈萬古存的客觀性道德價值。
所謂「價值」既有如上述的複雜性，這就難怪蔡英文拋出「台灣價值」一詞語，會引起各方的質疑及意見紛紛了。我綜觀各種見解，蔡英文所謂的「台灣價值」仍是指向「台獨」，不過以較含糊的「文青」式語言說出來而已。至於「台獨」分子所說的內涵是同蔡英文一樣的；非「台獨 」人士所說的「台灣價值」大抵只屬低層次的「想」、「識」之知，未達最高層次的道德理性之「慧見」。
三、「台灣價值」的標準
管見以為，台灣的最高層次的價值，必是與全體中華民族前途有密切關連性的價值，才是道德理性的智慧選擇。至於如何達至這境界，我在去年初才出版的《南懷瑾研究》有段這樣的話，可供參考﹙詳見台北蘭台出版社出版此書及大陸浙江出版社版《通家人師南懷瑾》第八章﹚：
南懷瑾先生早在四川時，年紀也不過廿多歲，就體會到中國文化衰落的憂慮。到臺灣以後，更親身見到日本統治五十年後此地變成「文化沙漠」的實况，因而發出「國家不怕亡，亡了還有辦法復國。如果文化亡了，則從此永不翻身」的深沉喟嘆，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此他决心要盡一己之力來繼承發揚中華文化的慧命；可以說，他一生做的就是這件事。
南先生這種思路，顯然不是出自他個人的偏好，更不是出自一位讀書人即興式的浪漫，實在是出自深沉的睿智，且有其歷史客觀性根源者。早在1980年間，他在臺北講《老子》時已指出：
照歷史法則的推演，應該是丁卯年（1987）以後，我們的民族氣運與國運，正好回轉走向康熙、乾隆那樣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續兩三百年之久。
這段話是南先生深沉睿智的最有力證明。試想，他下這斷論時，距鄧小平宣告「改革開放」政策不過一年多，根本談不上成效，當時國際諸多領袖人物對之且不看好，此時南先生便作此斷論，若說他沒有推演歷史的睿智，曷克臻此！大局發展了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昂然成了富强之邦，當年瞧不起中國的列强現在都刮目相看了！這就更證實了南先生確有先見之明。
依我看，中華民族如今正力求復興傳統文化，必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中國夢之實現就不止是「漢唐盛世」或「康乾盛世」，而是以全球爲範域的「周朝擴大模式」，也是大有可能實現的了。所謂「周朝擴大模式」，就是以中國現有領土版圖爲京畿，在保持世界各國各民族原有的特色、尊重其本有的權利之原則下，以文化的同化力去融和世界各國，以經濟力去幫助全人類，由是自然形成類似周天子與各國諸侯的關係。這是「王道」精神使世界走上「大同」之路了。當然此事牽涉極多問題，希望各界有道之士多加詳研。但我確信，這是中國有識之士的思想主流；盱衡當前大勢，這理想的實現是大有可能的。
南先生這條思路，就是百多年來近代中國的主流思想。同時代的學術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大哲的思想，都是與這條南先生思路同性質的。這主流思想的精義是：
1、中華民族自1840年代以來，受盡外人的欺凌，中國人必須要奮發自強，力求民族的復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中國精英分子的使命，故中國人百多年來所有代表性思想，無不指向復興中華之總目標。.
2、求民族復興的具體方法，就是以中華文化為本位，吸收融合全世界各民族的優良文化。這樣的融合，可說是「中華文化第三次大融合」；按首次融合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學說和鳴共震，第二次融合是隋唐時代融入印度佛教文化。「有容乃大」本是中華文化的最優特點，中華民族也因此而可大可久；所以此第三次大融合是必然成功的。
3、在融入西方文化方面，迄今仍是「五•四運動」時所立的兩大目標：‘科學’與‘民主’﹙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前者指科學的研究精神與科技器物的學習與精進，內容較直捷單純，故近百年來中國人齊心努力，今天已有很大的成就，中國大陸亦因此而崛起為富強之邦。‘民主’目標則複雜多了，它涉及思想與制度極繁雜的諸多問題，稍有不慎，便會釀成災難。早在張之洞時就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光緒的「百日維新」卻釀成大禍，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設計更是具體採用了西方政制，而中共在改革開放前的政制則多為蘇聯模式的。總之，無論引入什麼政制模式，都是希望能為我中華民族復興之所用；但努力了一百多年，其間已經歷許多曲折災難，迄今仍在摸索中前進。今天中國人已深刻認識到：西方民主政制，尤其美式民主，固然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未可奉為「普世價值」，必須善於取捨，方不至發生危險。近三十年來，中共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十九大更進一步宣示「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到底前三個‘自信’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在美國的著名華人學者李成於2016年底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所說的，不失為好解答：
中國不會成為與西方完全一樣的民主國家，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正進行有價值的探索。因循守舊和顛覆性巨變都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出路，漸進的、制度化的不斷變革才是中國應該尋求的第三種政治發展途徑。
中國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過去二三十年發生很多微妙的變化，它在進行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中國式探索和試驗，尋找中國自己的制度化乃至民主化路徑
。這種探索不是中國獨有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兩個國家的民主模式也沒有完全一模一樣的。
4、不僅要融入西方政制，還要把中華文化的優良因素推廣到全世界。這是終極性大融合，吾人要特別注意！早在1958年元旦，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四位大哲聯名在香港發表了《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之共同認識》。這篇長達四萬字的大作就是主張：我們不但要把西方的民主政制及科學精神融入中國，而且要進一步把中華文化的優良特質擴及全世界，亦即揭示了全人類走上「大同」的可行途徑。
具體來說。中華民族固應吸收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主要是指：科學思想及科技特長、客觀化的民主政制，乃至宗教精神之虔誠﹚來充實自己；相對的，西方也應學習中華文化的「圓而神」精神﹙主要是指：天人合一之理想、成聖成賢之學、悠久無疆的歷史意識，乃至天下一家的情懷﹚。這樣，便是真正做到了東西方文化的會通，世界上每個人都成爲孟子所說的「天民」（不再是哪一國之民，而是天下之民）了。這樣，不但‘中國夢’成真，而且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世界大同’理想也實現了！我想，習近平先生所说的第四個自信﹙文化自信﹚，应是指此而言者。
四、台灣的最高價值———中華民族的「民主試驗區」
顯然，符合上列四條現代主流思想精義的，才是最高的「台灣價值」。那麼，如何落實這最高價值呢？記得我在1990年5月間首次訪北京，同中共多位高層人士談過兩岸大局，他們對老蔣先生當年所說「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的提法，很是贊賞的。今天如果依這條思路去探索及實踐，應是「台灣最高價值」的好思路。具體言之，就是：
1、海峽兩岸雙方官民皆應努力，維持和平穩定、雙方致力於經濟的發展。尤其面對今天台灣社會的經濟困境，宜支持韓國瑜的理念，幫助台灣民眾解脫貧窮困境，才是當務之急。套句鄧小平先生當年決心改革開放的名言：台灣當前求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2、台灣內部的政治問題，在求兩岸和平的原則下，就依民意之所向，照現狀的「民主模式」，導向理性的方向去逐步轉化與發展即可。我相信，在「台灣求經濟發展」、而「中共亦不放棄武力」的方向與護持下，台灣內部的理性回歸自然會加速而擴大的。
3、中共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過程中，宜把台灣看成是一個「民主政治實驗區」，不必急着統一，尤其盡量避免武力解決。在台灣試驗過的政制，如認為有適用於大陸的，就引回去推行。不適用的，就不予理會。這也就是「台灣價值」的頂峰了。
《中庸》有云：「曲能有誠」，能如上述三點思路去實踐，自必有統一的時機出現。這也就是落實了習近平先生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大會上的昭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當然也是「五•四運動」所立的‘民主’目標逐步完善了。
蔣經國先生在四十年前說過：「台獨就是台毒」。習近平最近也說了：「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不佞以「反台獨四十年」的體驗，深知海峽兩岸這兩位領導人所說完全正確！既是「台毒」，台灣同胞終必唾棄之。既是「逆流、絕路」，必被中華民族的歷史主流所淹沒。
﹙ 民國－0八﹙2019﹚元旦成稿，己亥年元宵修正定稿﹚
